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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疑心更重，亦如同其兄刘玢一样猜忌诸弟，而且更是心狠手辣，他知道自己能杀掉刘玢做皇帝，他的兄弟也能杀了他做皇帝，因此他杀光其兄弟，将他们的儿子也杀死，更将他们的女儿收入后宫，简直连禽兽都不如。”
南阳神色严肃的问：“但是，高小姐，你和徐先生怎么能确定这皇帝就是刘晟？这古遗址就是刘晟所建？”
这时周德冷冷的说：“因为正是刘晟创造了‘生地狱’！”为苛刻，甚至‘奸有夫妇人，无问强和，男女并死。’后汉宰相苏逢吉，更是自草‘诏书’颁发州县，写道‘凡盗所居本家及邻保皆族诛。’有人反对说‘为盗族诛，已非王法，况邻保乎？’他不得已才取消了‘族诛’。但地方上并不恪守规定，比如说郓州（治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捕贼使者张令柔，在所谓捕捉盗贼的行动中，杀尽了平阴县村民数百人。卫州（治今河南省卫辉市）刺史葉仁鲁率兵捕盗，将十多个自动进山协助捕盗的村民诬为盗贼，全部逮捕，‘断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转号呼，累日而死’。苏逢吉反倒以为葉仁鲁能干，‘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这个苏逢吉残暴成性，由来已久，早在当河东（驻今晋阳市）节度使判官时，节度使刘知远为过生日做功德，派他疏理在押囚徒，将冤枉和罪轻者放免，称为‘静狱’，而他对于狱中囚徒，‘无轻重曲直悉杀之’，然后汇报道‘狱静矣！’五代十国中苏逢吉这样的杀人狂魔实在是太多了。后汉宰相、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宏肇，在京师‘出兵警察，务行杀戮，罪无大小皆死’。《新五代史》中《史宏肇传》记载，凡有百姓被指控为犯法，汇报给史宏肇，他立即伸出‘三指’（即中指）示意中斩，百姓便被处以腰斩。‘其他断舌、决口、斫筋、折足者，仅无虚日。’‘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巡司军吏，因缘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计。’甚至本来较轻的杖刑，在后汉也变得荒唐残酷。例如刘铢在地方上任节度使，用法深峻，百姓犯下过失，先问多大年龄，就按这个数目加以杖打，叫做‘随年杖’；持杖者站在受刑人两侧，两杖俱下，叫做‘合欢杖’。五代乱世，治安败坏，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阿虎听到“生地狱”这个名字，都感到不寒而栗，问：“‘生地狱’是什么啊？”
徐明说：“五代十国时期，军阀们掌握着割据地盘的全部权利，并且总是力图扩大势力，甚至夺取帝位、王位。强权和暴力成了支配社会生活的轴心，战火连绵不绝，法制荡然无存，道德伦理败坏到了极点。”他接着说：“这些军阀、帝王们是非常残暴的。”
“唐朝末年，朱全忠任宣武镇（驻今河南省开封市）节度使时，为了保持一定数量的兵士，下令在兵士脸上刺字，作为记号，防止逃跑。《资治通鉴》记载‘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泽为盗，大为州县之患。’后来朱全忠称帝建后梁，才‘诏赦其罪，自今虽文面亦听还乡里。盗减十七八’。幽州（驻今北平市）节度使刘仁恭，把辖区内的男子，不分贵贱，一律刺字。一般人黥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臂，文曰‘一心事主’。燕蓟一带的男子，人心惶惶，到处逃窜，未能逃脱者‘例多黥涅’。刘仁恭与朱全忠打仗，强迫征兵境内15岁至70岁的男子共20万人‘自备兵粮以从军’。《旧五代史》中记载，朱全忠军队来攻沧州城（今狮城市东），刘仁恭住在瓦桥，不能并力应战。狮城内大饥，‘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丸土而食，转死骨立者十之六七’。这种状况直接延续至五代，而且随后军阀混战更为残酷。”
“除了战争，五代十国的帝王们的血腥统治更为残暴，滥刑酷法，极为残忍，都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军阀、官吏们甚至以杀人为乐。《资治通鉴》记载，后唐在清泰二年（935）规定‘窃盗不计赃多少，并纵火强盗，并行极法。’这样严酷的惩罚举不胜举。后晋用刑最为残酷，有‘灌鼻、割舌、支（肢）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等等，处罚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