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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结婚而错过去京城风光，李飞虎正在闷闷不乐。一听说做大生意，他高兴得一跳三尺高。
李章南却不以为然道：“不要去了一趟京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尾巴翘上天了！要去，就让你大哥跟着沈公子去。”
李大龙早就想跟着李飞虎做生意，出去闯荡一番，但李章南却执意让他留在自家的书塾里教书。
“这不公平！”李大龙抱怨道，“为什么让大哥做生意，却不让我做？”
见李大龙死活不肯做教书先生，李章南便退而求其次——劝李大龙在家务农。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历来都是重农轻商的。
为了让李大龙乖乖就范，李章南搬出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管子的经典文章：
“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
“我知道民以食为先，但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必须去种地，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去做呀！”李大龙争辩道。
“你要文没文，要武没武，不在家种地能干啥？”李章南哂笑道。
“大大，你想叫我教书时，就说我有文化；现在，你想叫我种地，又说我没文化。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李大龙反驳道。
“我是说，”李章南坚持道，“你那点墨水，在家里教书塾里的小孩还将就，出去就不行了。俗话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
“可是，”李大龙针锋相对，不依不饶道，“你也说大哥文不文、武不武的，大哥不是照样做生意吗？为什么不让我做生意？
“俗话说，人人有才，各怀其才。做生意，要靠雕玩戏弄，脸皮要厚。这些，你大哥行，而你却未必。”李章南断言道。
“你经常说读书做官，却不让我出去闯闯。窝在家里能做官吗？你不让我出去做生意，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做生意的料？”李大龙据理力争。
父子二人这样的交锋反反复复许多次，谁都不能说服谁。
李飞虎扯了扯李大龙的衣角，示意他不要再争下去，对李章南说道：“大大，我一个人做这样大的生意，身边有个伴才行啊！大龙有头脑，遇到事情也能帮我出出主意。”
……
李大龙和李飞虎赶紧忙着收购粮食，做着发大财的美梦。
天随人愿。不到两年，原来在河口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李家，仿佛一夜暴富，成了河口街乃至整个大李庄的首富。
李章南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开始动摇。
不过，让李章南不解的是，来私塾读书的小孩越来越多，有的还是外地人慕名而来。
很快，李章南便心知肚明了：人家不是冲着“读书做官”，而是冲着“读书发财”来的。
一八九七年秋，京畿地区闹饥荒，李大龙得知情况后，觉得发大财的机会来了，准备趁机大赚一把。
这一次，李章南丝毫没有反对，而是坚决支持，因为他也陶醉在儿子牛刀初试的成功之中。
李飞虎因为朋友多，到乡下设点收购粮食。李大龙在自家门前挂牌收购。
街西头紧靠“五龙口”和武障河船闸，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客商云集。
李大龙寻思着，在街西头租房子办个收购点，生意一定会很好。于是，他去那打听谁家有门面房出租。
闻听此言，管大宝便找到李大龙说，自己的院子很宽敞，愿意出租给他。
那时候，中国人大多抱着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街上的门面房比乡下的房子贵不了多少。
管大宝的父亲是杀猪的，也适时做些别的生意，赚了钱，就在老家管庄买了地、盖了房。
从小就好吃懒做的管大宝，原来并不想跟着父亲做屠夫，可更不愿意回去种地，因为种地和杀猪比，更重更累，要想隔三差五地有肉和酒，那就比登天还难。
管大宝娶了席云虹已经四年，但还没有小孩。他平时出去收猪，家里只有席云虹一个人，因为父母住在乡下。
念过三年私塾的席云虹人很精明，给了李大龙不小的帮助——验货、称重、收钱、记账样样拿手。
此时李大龙的心中只有生意，对已经成为人妻的席云虹，他只能保持君子之交。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大龙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习俗越来越反感，对目不识丁的娃娃亲未婚妻一点兴趣也没有。
李大龙甚至想过，等自己赚了大钱、腰杆硬了就退亲，或者一走了之，到外面的世界去寻觅知音。
想归想，但李大龙从来也不敢有任何实质的行动。对他来说，对爱情的追求却意味着对亲情的伤害，对真理的追求却意味着对世俗和规矩的背叛。
况且，刚刚从爱情和婚姻的迷惘中摆脱出来，眼下的生意刚刚上路，他既没有寻欢的心情，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爱钱如命的管大宝得到了李大龙不菲的的房租，勤勤恳恳的席云虹也获得不薄的酬金，夫妻俩自然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