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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1年开始，其实河南就开始出现干旱，粮食也因此出现大减产，到1942年春天只下过几场小雨，之后一整年也没有再降过一滴雨，河南粮食大面积绝收，让人更绝望的是，之后河南又爆发了蝗灾，蝗虫过处，已经没有粮食，靠天吃饭的老百姓只能开始挖草根，啃树皮，那时候只要见到树，基本上树皮都被剥光了，人们把树皮剥下来，妇女们会磨成粉，有的人饿急了也就那样囫囵吞到嘴里了，想想得多难以下咽，但是不吃又不能活命。天气旱得不行了，连树都活不下去，很多树成了枯树，就这样，枯树皮也被人们剥下来吃掉。
那时候很多人实在没吃的就饿死了，当年在河南灾区的白修德拍下了野狗吃路边尸体的画面，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由于当时刚到任的地方官不想影响自己政绩，所以在初期并没有如实上报灾情，导致蒋介石对于河南灾情严重程度估算不准，才没有及时救灾。再加上当时当时河南基层为了完成粮食征缴任务，不顾百姓死活，逼迫他们交出存量，进一步把河南人民推向了绝境，他们只好开始背井离乡出外逃荒！
李明接到河南灾区严重没有粮食吃，地里不下雨干旱，后来又遇到蝗灾严重，加上当时河南守军汤恩伯根本就不放粮，不放粮也就罢了，还派部队强制的让农民交公粮，没有吃的有吃树皮的，还有出逃的，多数逃到了冀鲁根据地陕北那边可是，农民从国名党统治区，路过敌占区去了八路军地盘，人一多那边粮食也紧张了。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开会商量粮食救灾问题，这时李明通过周总理给八路军总部，根据地送了5万代面粉,3万金粉条，10车白菜，食用油500桶，这点东西虽然不多但也能吃些日子。
同年5月份送给八路军一批毛瑟步枪5000支，苏联180毫米口径野炮30门，苏式长枪，短枪1500支子弹5万发，贺龙军长说，李明兄弟是个爱国者，这样的人才不为我军重用可惜了，彭老总，罗瑞卿，朱老总也说李明是个人才，必须向上级反映。
从1941年到1943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日军的“扫荡”频繁，使得我方根据地缩小，经济困难，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只要一安定下来，我们的整风学习还是继续进行，而且联系当时的困难情况来思考，可以说整风学习更深入了。尤其是1942年5月“扫荡”后，胡服（刘少奇）同志经过太行时，批评了北方局的工作，更启发了我们的思考。
我们这班青年人，十分天真，过去总是认为下面有错，而北方局是不会有错误的。因为北方局的领导人，都是老革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怎么能有错误呢？但胡服说，北方局自从他离开以后，没有及时发动群众，所以经不起敌人残酷的“扫荡”，有被敌人搞垮的危险。胡服说：建立敌后根据地是有规律的：第一步，用军队打开局面；第二步，即应抓住时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让农民翻身做主（当然也要注意统一战线，团结开明士绅和一切抗日力量）；第三步，即依靠农民，发展和重振武装力量（建立民兵游击队和分区性以至全区性的正规军）。同时建立、建设政权和多种群众组织，从事根据地的多种建设事业。他说：这是他从华北和华中敌后工作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必须按照这条规律办，根据地才能坚如磐石，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都打不垮我们。如果我们把华北和华中的抗日根据地都巩固了，并把它们联结起来，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大半个天下也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听了胡服同志的讲话，用整风精神来加以思考，觉得他讲得好、正确，而北方局确实犯了不少的错误。由此可见，即便在当时战争时期，敌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整风学习还是抓得很紧的。
1942年秋后，为了实行精兵简政，北方局在它的属下成立了太行分局，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这样，北方局下属便只有晋西北、晋察冀和太行三个分局而没有直属的区党委了，它的机构非常精干，每个部只有三几个人。例如组织部便只有部长刘锡五、部员郭森（干部科长）、部员李新（组织科长）和一个干事周金光。成立太行分局后，我被调到分局任青委书记。分局驻地在河北省涉县的赤峰村（一二九师的驻地），和北方局驻地（山西省辽县的麻田镇）都在太行山中间的清漳河畔，相距大约70里，步行有一天路程，骑马半天多可到。我到分局后，因为整风检查，多半要联系到过去的青年工作，所以我常常到北方局青委去参加他们整风学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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