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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1日，华沙大区总督路德维希·费舍尔醒得很早，草草吃过早饭后便开始工作。恰逢多事之秋，苏联人的铁甲洪流自东而来，兵锋直抵维斯瓦河；英美盟军在法国开辟了第二战场；7月20日在狼穴发生了蓄谋刺杀元首的爆炸事件；第三帝国已是风雨飘摇。费舍尔管理着一座拥有15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手下仅有55名德国官员维持日常行政工作，更让他头疼的是，在7月间华沙卫戍部队的两个党卫军团被抽调到前线，华沙正如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房正被抽走最后一根梁柱。想到这里，费舍尔不禁感到心悸，他怔怔地望着窗外，已经被德国占领近五年的华沙平静如故，市民们用过早餐后纷纷出门工作。费舍尔断然不会想到，在此后两个月内华沙的名字会反复出现在最高统帅部的通告中，被世界所关注。
8月1日15时，华沙街头开始出现骚动，随后如同听到号令一般，商店纷纷关门，行人匆匆回家，整座城市顷刻间陷入诡异的死寂。16时50分，枪声打破了华沙的沉默，仅仅10分钟后枪声已经响彻全城！华沙起义爆发了！20时15分，华沙德国驻军司令斯泰尔中将的通告以波德双语通过广播向全城播放：“我宣布华沙从即刻起进入战争状态，平民不许上街，否则格杀勿论，一切有人向德国人射击的建筑将被夷为平地！”
1944年华沙起义的爆发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历史因素在于自从近代以来波兰人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心。波兰地处东欧腹地，强敌环伺，历史上曾三度遭到瓜分，亡国达百年之久，历代波兰爱国者都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从未放弃。费舍尔后来评论说：“华沙起义的准备从1939年城破之时就开始了。”现实因素在于战局的发展使得起义时机看似成熟。1944年6月的白俄罗斯战役令德军元气大伤，中央集团军群近乎覆灭，德军对波兰占领区的控制力减弱；苏军大举推进，已经逼近华沙；英美盟军登陆法国，使德军腹背受敌；7.20刺杀事件更在德军内部引起混乱。基于上述形势，在伦敦的波兰流亡**判断正是举事良机，而其下属的抵抗力量国家军也相应制定了代号“风暴”的起义方案。
波兰流亡**是1939年后被西方承认的波兰政权的合法继承者，其内部结构非常松散，由国民党、劳动党、农民党和社会党组成，根据对苏联的态度又分为温和派和强硬派。由流亡**领导的武装力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1939年从波兰逃离和1942年从苏联返回的波兰军人，他们加入盟国军队；一部分是留在国内的抵抗组织国家军，成立于1942年2月，主要从事地下破坏和游击战，至1944年已经发展到25～35万人，遍及占领区。国家军听命于伦敦流亡**，以复国为目标，在政治上亲近西方，反对苏联，与战前波兰**的立场一脉相承。国家军是华沙起义的主力，指挥官是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少将，化名布尔
除国家军外，也有亲苏政治力量的武装参加了华沙起义，其中最主要的是由波兰工人党（前波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组建于1942年3月。人民军虽然在力量上不及国家军，但是吸纳了部分农民营及其他左翼力量，接受1944年7月22日建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该委员会是苏联扶持的亲苏政权，因此人民军得到苏联的支持，并在7月间与苏联军队中的波兰第1、2集团军共同组建为波兰军。国家军与人民军在政治上严重对立，素来不和，甚至爆发武装冲突。参加华沙起义的国家军约10000人，人民军约5000人。
实际上，国家军发动起义的目的除了驱逐德国占领军，解放首都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机，就是抢在苏联之前控制华沙，迎接流亡**归国，进而为战后政治谈判争取一席之地。结合当时的背景，这个大胆却不切实际的想法确实是流亡**回归政权的唯一机会，否则苏军一旦解放波兰全境，政权必将为民族解放委员会所有。然而，国家军对于起义的筹划并不充分，甚至盲目乐观地认为，在苏军兵临城下的境况下，一旦战斗打响，城内德军必然望风披靡，仓皇出逃，因此既没有炸毁铁路线和车站，也没有占领桥梁和交通要道，而是抢占**机关、邮局、医院、银行、电厂等公共设施，以便在苏军面前制造占领华沙的既定事实。然而，国家军领导层严重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德国守军的抵抗意志。
1944年8月初，华沙城区被起义者控制的地区，都位于维斯瓦河西岸的主城区，而河流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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