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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东南风，风速渐大，风眼北移，天气较早上下降5至8摄氏度。到达斯普林斯考古基地的第四天，因为飓风的影响，团队不得不提前结束作业，在下午4时撤回到基地附近的村庄，队长临时安排了旅店让大家休息。
因为房间不够，我与考古队的一名女队员住在一个房间，等我从浴室洗了澡出来，他们刚好开完内部会议，身上泥泞潮湿的雨衣都没有换下来。
“晚上天气不太好，可能会有雷暴雷雨，我们暂时也不能回去了。”跟我同住一个房间女生跟我说。
她把雨衣脱下来放进房间浴室的脏衣篓里，回头跟我说：“这里的条件不是很好，委屈何老师了。”
我连忙摇头，哪里哪里，旅店唯一剩下的一间自带浴室的房间都留给我住了，已经是条件艰苦下最大的方便了。
我说：“你早点洗个热水澡，别冻感冒了。”
她点点头，见我拿了相机，正要穿上防水的冲锋衣，问：“何老师是要出门吗？外面风大得很呢。”
我对她说：“只出去一小会，不太碍事的。”
她抿了抿嘴：“那注意安全，快去快回哦。”
“知道了。”
我背上摄像包，拿上三脚架，出门，穿过回廊，跟店里的伙计问了下可以上到屋顶的路。旅店是小村庄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房顶上狂风呼嚎，村庄四周风尘弥漫，吹打着不高的树木霹雳乱舞。离村庄入口不到三公里远的地方，形成了三个大小不一样的飓风，排成三角形往西北方向迅速移动。我在了一垒一米高的瓦墙处勉强找了一个防风口，架好三脚架，开始拍摄。
多年户外的拍摄经验，像飓风、雷暴、冰雹这样的极端天气我遇到过不少，但在峡谷地区，遇到飓风还算是第一次，况且时光境迁，心境也发生了变化，这次自然气象的拍摄，对于我来说是这次旅途中另一番新的体验和收获。
不到五分钟，白天在转瞬间变成黑夜，飓风大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游击散兵埋藏在了各处，呼唤来惊雷提升势气。在屋顶待了不到15分钟，全身已经冻得麻木，我匆忙拍下了几十张图片，收了三脚架下楼，前脚刚弯腰进来顶房，后脚暴雨霹雳而至，伴随着远处天际的一道闪电，雷声轰鸣而起，风、电、雷仿佛三军汇合，让天地都为之一颤。
我在下楼时碰到上楼寻我的邓恩先生，他是我们这支队伍的队长，加州本地人，意大利、美国和肯尼亚三国的混血儿，皮肤偏黑，考古博士，年纪大概比我要大上十岁左右。他是从赛雅口中，也就是和我同住在一间房间的那个女孩子那知道我在屋顶的，见我还没有回来，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所以出来找我。
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返回峡谷，雷暴的天气会对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产生什么影响吗？
邓恩先生说，根据天气监测，这次雷暴的中心并不在峡谷地带，只是会有部分地区波及，以前挖掘过的古迹，考虑到当地的天气因素都是有特殊保护的，真正会有影响并且这部分影响还不可估计的是那些未被挖掘的遗址痕迹。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返回峡谷暂时还不知道，要看明后天的天气情况，如果明天一早放晴的话，我们的地质安全员会前去检查山体滑坡、积水积沙等情况，然后回来告诉我们能不能进入。如果情况实在特别糟糕的话，我们这次的工作只能暂停了，只会安排两三个经验丰富专家和记录员，同我们的安全员一块进去作业，其他人只能在原地待命，整理之前采集到的样本和要用到的资料，我们也还有一堆的照片需要鉴别。”
“到时候我也要加入一下。”?我举手说，“我负责在一旁给你们拍照，我还需要几张可以用的素材。”
“当然。”他回头，笑着跟我说。
外面雷雨大作，楼道里只有我们两个的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略显得安静。邓恩先生他跟我说，“明天如果要进入峡谷的话，何老师就不要跟着去了，太危险。”
我说：“亚伦老师去吗？如果亚伦老师去的话我也过去吧，不进去太远，如果真的有危险的话就撤出来。”
邓恩先生对我的坚持感到无奈，不过他也没拒绝我，只会颇为无奈地摇了摇头。
“先前亚伦老师跟我们介绍何老师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何老师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应该吃不得苦，但是跟何老师合作下来，才发现何老师也是拼命三郎。”邓恩先生比我高出很多，他说这话的时候略微地弯着腰，将头稍稍底下来，“是不是每个摄影师为了他心目中的一组满意的照片都能那么拼命，而且有时候把他们的相机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相机就是我们的饭碗，丢了相机就跟丢了饭碗一样，确实会让人很难受，就像你们丢了文物或者重要额研究资料，也感觉像丢了命一样。”我举例说，“亚伦老师在考古纪实上算是我的老师，我也是在跟他学习，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专业态度的人，也是能完全为了事业可以牺牲掉自己的人。”
邓恩先生深有感触，我们都见识过亚伦老师在工作中忘我和疯狂的状态。他问我：“那何老师呢？何老师是能为了事业牺牲自己的人吗？”
换做以前我的答案也许更偏向于肯定的，但是现在，我摇摇头：“不是不是，世俗牵挂太多，怕死得很。”
邓恩先生听后和我大笑，他说：“我正是年纪越长责任越大，也是怕死的要紧。有时候真的想什么都不管，早点回归家庭，安安心心跟他们享受生活就行，但又一堆事找上你。”
我说：“最喜欢，最讨厌，大概值是这样子。”
邓恩先生点头：“恰恰是，恰恰是了。”
连夜暴雨，手机通讯全断了，卫星电话也不管用，失联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跟地质人员去峡谷考察，下午回到旅馆，旅店前台的登记人员跟我说通讯已经恢复了，她这里留了好几通给我的通话留言。
我让她将通话服务接到我房间的座机号上，回去看，一通来自安先生，一通来自母亲，另外一通竟然是来自父亲。
我先给母亲回了电话，她现在是每天都会联系我，昨天一天没联系上，估计急坏了。然后我给安先生回了电话，他写了信，我也回了信过去，我们之间的小别扭也就过去了。
上次安先生送我去机场，我们一路上并没有说几句话，他平静地开着车，而我是在认真思考他说的话。
我和安先生都不可否认太长的时间空白，对我们之间关系的影响，这点影响，起初在我们的重逢之后的迫切中忽略不计，后来它开始张开爪牙，首先崩溃掉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
不是不够喜欢，也不是做得还不够好，是不够信任的猜疑，刺痛了对方。越是迫切，越是害怕，越想抓紧，越是失掉得快。
临登机前还是无话可说，安先生先下定决心，跟我说：“何曦，你可以好好想一想，但不要怀疑我，在巴黎那天追上你，一定是安嘉树这辈子做过最勇敢的事。你如果问我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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