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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生一般先在那里适应欧洲的教育环境，然后再去里昂或者巴黎的其他大学继续深造。
“你们募集到的钱打算干什么用啊？”约翰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主要是用来购买药品，现在国内药品奇缺，很多伤员都得不到有效救治。”
“这些药品你们怎么运回去呢？”
“我们有一个同学马上就要回国了。吴子木，快过来。”王汝芬向不远处的一个男生招了招手，“这是吴子木同学，他马上就要动身回国了，我们筹集到的药品都会交给他带回去。”
“您好，先生！感谢您对中国的支持！”这个叫吴子木的留学生走了过来，给约翰鞠了一躬。
打一开始，约翰就注意到他了。这个吴子木的年纪似乎比其他留学生大一点，留了一头很精神的短发，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钢笔，很沉稳老练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他是这帮学生中领头的那个。
“听说你很快要回中国了，一个人带这么多东西方便么？我在香港有些朋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请他们帮忙。”
约翰可一点也没有撒谎，自从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签署了出售h1战斗机的协议后，他就没少跟民国政府的官员打交道。不久前，他还结识了来美国公干的“国舅爷”宋子良和他的夫人席曼英。
历史上，在宋家六姐弟中，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和长男宋子文比较出名。老五宋子良和老六宋子安年纪要小一点，名气也比哥哥姐姐们小得多。一般人都把他们当成跟在大哥宋子文后面捞油水、混饭吃的“官宦子弟”。
不过一番接触下来，约翰发现至少宋子良不是外界所传的那种盛气凌人的“纨绔子弟”或着光会动嘴的“公子哥儿”。相反，这个面容清瘦，话语不多的“国舅爷”组织能力相当不俗。
说起来，宋子良跟范德比尔特家族还是有一点渊源的。他是1921年从范德比尔特大学毕业的，那时约翰的堂兄艾尔弗雷德正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校长，两人勉强可以算是师生关系。
从美国毕业回国后，宋子良在哥哥和姐姐、姐夫的照拂下先后担任了民国政府外交部秘书、总务司司长、上海浚浦局局长、中国银行董事、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底，宋子文接替“力不从心”的交通部次长兼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出任了西南运输总处的主任。
这个西南运输总处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负责民国所有战略物资的进出口和运输工作。约翰那批援华志愿航空队的物资在抵达香港后，就是由宋子良来接手的。
在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对于武器弹药等物资的需求剧增。这些进口物资主要是通过规模较大、装卸设备较好的香港运进国内的。但是，这条运输通道并不太保险。历史上，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这条运输线路就被堵死了。
好在民国政府也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从今年初就发动15万民工开始抢修滇缅公路。公路运输，没有卡车是不行的，宋子良那次来美国就是为西南运输总处采购重型卡车和从华侨中招募熟练司机及汽修工人的。
也不知道听谁说约翰这个“亲华派的国际友人”跟几大汽车制造企业关系不错，宋子良辗转找到了约翰请他帮忙牵线。约翰答应得很爽快，不仅用最快的速度帮宋子良凑齐了所需的卡车，还替他争取了一个不错的折扣，至少比那帮中国官员自己买便宜多了。
大喜过望的宋子良专门宴请了约翰，席间还塞给了他一笔不小的“中介费”。约翰当时和“美国派”的宋子良夫妇聊得很愉快，难得一见的“正宗”中餐也让他大饱了口福。至于那笔“中介费”，约翰也没多推辞，不过在收下后又转请宋子良将其捐给了宋子文任会长，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
约翰的这一举动让宋子文对他的好感度几乎达到了满值，如果约翰拜托他照顾一下吴子木大话，相信一定不会遭到推辞。
不过，吴子木似乎不太愿意接受约翰的好意。犹豫了一下，他对约翰说：“谢谢您，不过不用麻烦您朋友了，我不从香港走。”
看到他有些吱吱呜呜的样子，约翰一下子就明白了：“你是要去延安，从苏联走？”
话说里昂的留学生团体里有不少ccp党员，当年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都在里昂中法大学“战斗”过。虽然身为“万恶的资本家”，约翰对ccp倒没什么偏见，他拍了拍吴子木的肩膀：“反正都是打日本人么，祝你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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