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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守信；没有私心，是忠诚；尊敬君王，是敏达。用仁德来处理事情，用信义来固守它，用忠心来完成它，用敏达来推行它，再大的事情也一定能办成。君王何不放他回去，让他结成晋、楚两国的友好？”
晋景公听从了士燮的话，以厚礼接待钟仪，让他回国代晋国求和。
话说子重这边，率领大军急匆匆的赶到楚国东部边境，发现吴军早已跑的干干净净，留下一个烂摊子等着子重收拾。
子重见此情景非常生气，也非常担心——楚国东部距离吴国近而距楚国远，楚国北上争霸，如果每次吴国都这样从背后捅一刀子，后果就会非常严重。
事实证明子重的担心非常现实，这年（公元前584年）秋天，晋、齐、鲁、宋、郑、卫、曹、莒、邾、杞十国会盟于马陵（今新郑市东南），商量联合抗楚一事。
就在楚国有所动作的时候，吴国继而又接二连三的出兵攻打楚的与国——巢国（今安徽六安市东北）和徐国（今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南），并攻入州来国（今安徽凤台县），都取得了胜利，获得粮草辎重无数，并且每次楚军主力赶到时，吴军就退走了，楚军一撤退，吴军马上又来了，像极了毛前辈“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法，迫使楚军在北部和东部的千里战线上来回奔波。
仅仅不到一年，就逼着子重和子反率军来回跑了七次（“一岁七奔命”）。
而那些附庸于楚国东部的蛮夷，吴国也不客气的全部加以占取，由此吴国开始强大，得以和中原诸国往来。
是时，楚国东有吴患，让楚无暇争霸；北有晋敌，中原诸侯纷纷归晋，其霸业也开始由盛转衰。
莒国，己姓国，其南、西、北三面分别与郯、鲁、齐接壤，东临黄海，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叙：“莒虽小，东夷之雄者也。其为患不减于荆、吴”。
中原诸侯的依次归顺，让晋国慢慢的有一种回归霸主之位的迹象，莒国的主动臣服，更让晋国有一统中原之势——这个假设建立在齐国也归顺的情况下。
但是齐国这个曾经的霸主却不买晋国的账，齐顷公年轻气盛，其态度也暧昧不决，有时候同晋国亲密无间，甚至齐顷公还亲自跑上门想要尊晋景公为王（公元前588年的事情），使晋景公着实美梦了一番；有时候却不理不睬，应付了事。
为了拉拢齐国这个中流砥柱，晋景公脑子一热，干了一件不地道的事情——要求鲁国将汶阳之田归还给齐国。
汶阳之田本来属于鲁国，后来被齐国霸占。在鞍之战齐国战败后，汶阳之田又在晋国的命令下还给了鲁国，为此，齐顷公茶饭不思，伤心到“七年不饮酒，不食肉”的境界。
晋景公将汶阳之田重新划拨给齐国有两个目的，一是想积极争取得到齐国的拥护；二是惩罚鞍之战之后鲁国有“欲求成于楚而叛晋”的想法，借机报复一下，从晋文公开始，晋国便是一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睚眦必报，绝不过夜。
但鲁国觉得“叛晋”只是一个想法，没有成为现实，何况你晋国牺牲鲁国的利益，去缓解你们的矛盾，似乎有点不妥，并强烈谴责晋国“信不可知，义无所立”。
面对鲁国的强烈谴责，民国时期的陆征祥曾经说过“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再优秀的檄文也无法改变弱国外交的无力，在晋国武力的窒息下，鲁国也只好将汶阳之田“归还”齐国。
对此，鲁国执政大夫季文子是非常生气的，寄人篱下的感觉确实很难受，不仅有理没处说，还很压抑。
晋国反倒觉得鲁国很听话，不久，晋国又一次找上门来，让鲁国帮忙打郯国。
这下鲁国执政大夫季文子说什么也不干了，吃肉喝汤的事一件没捞着，舔盘子的活一件不落，照此下去也没法向国人交代，于是向晋国中军佐士燮表示鲁国很忙，没时间。
士燮回复也很霸道：“我们寡君向来是说一不二（‘君命无贰’），你不听话我就向寡君汇报，后果你自己看着办。”
在晋国的霸权加压下，季文子经过“三思而后行”，决定服软，派宣伯率兵同联军会合，进攻郯国。
应该说这两件事情晋国做得相当不地道，鲁国死心塌地跟着你，你不仅为了自己利益让人家割地交好，还直接强制鲁国军事，稍微不听话大棒就上了，这种做法在中小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导致部分“诸侯贰于晋”。
面对“诸侯贰于晋”这种倾向性苗头，晋景公有点担心，怕事情闹大，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以重温马陵会盟的名义，邀请齐、宋、卫、郑、曹、莒、杞国在蒲地（今河南长垣）会盟，企图巩固其霸权地位。
蒲地会盟时晋国也邀请了鲁国和吴国，这两个国家都没去，鲁国是因为对晋国做法怀恨在心所以没去，并且对晋国组织的会盟的意义产生了动摇，公开质问中军佐士燮：“晋国德行已经不在（‘德则不竞’），重温旧盟做什么？”
而吴国没去，是因为晋国攻打了他在中原第一个与国郯国的原因，也有点小情绪，没去。
各路诸侯对晋国的态度，让楚国有所察觉，同时楚国为了争夺郑国这个打开中原的钥匙，打算趁此机会重新同郑国交好。
按照以往的做法，只要楚国出兵伐郑，处在夹缝中的郑国就一定会主动求和，但这个方法遭到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的强烈反对。
子重和子反两兄弟已经被吴国搞得焦头烂额，只要楚国出兵中原或是有出兵中原的迹象，吴国一定会在后方骚扰，不仅牵掣了楚国进军中原的野心，也让楚国的军事资源浪费在来回奔波的路上。
子反决定，利用郑成公原来在楚国当人质时建立的革命友情，贿赂郑成公（“楚人以重赂求郑”）。
郑成公作为一个政治家，显然是不合格的，但作为讲义气的兄弟来说，郑成公绝对是一个好小弟。
公元前582年，仅仅在蒲地会盟结束不到一个月时间，在子反“重赂”的感动下，郑成公力排众议，同楚国在邓地会面，暗中与楚国订立盟约。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郑成公超越国家利益的感情，也让晋国大为恼火，其邓地会盟的私人行为，也为郑国带来了无尽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