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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5年秋，吴王阖闾满载掠夺的大批财富撤军回吴。
虽然兵败楚境，但吴王阖闾撤军的消息仍然让自立为王的夫概王坐立不安，想到他对付政敌的手段老辣残忍，不免心生胆怯。
此时，夫概王听说楚昭王在楚国推行“大德灭小怨”的策略，于是匆匆与吴王阖闾一战后，被迫逃至楚国。
楚昭王不计前嫌，又念其为人勇猛果敢、骁勇善战，便将夫概王封于方城之外的棠溪（原房国故地，今在遂平、西平交界一带），替楚国防守北境，称棠溪氏，也算戴罪立功、人尽其用。
楚昭王这一做法，使得夫概王成为吴国的心腹之患，彻底激怒了吴王阖闾，气得牙咬得吱吱作响，加上上一次败的心有不甘，准备再一次打击楚国，夺取江淮控制权。
公元前504年（楚昭王十二年）四月，稍做休整后的吴王阖闾再次发兵，沿淮河水陆并进，向楚国发起攻击，楚国也急忙分兵应付。
吴军入郢之战余威尚存，楚军心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紧张感和恐惧感，在淮河之上，楚“舟师”被吴国的太子终累所败，潘子臣、小惟子和七个大夫被俘；大夫子期帅领的陆军又在繁扬（今河南新蔡北）被吴军打败。
所幸楚国早已做好防御，吴军再也不能像上一次长驱直入，重复昨天的故事，吴王阖闾见收获颇丰，也班师回朝，此后，吴、楚二国分淮而治，在相当长时期内再未发生战争。
楚国水陆两军失利，对楚人来说是第二次重大打击，君臣不安，皆“大惕（恐惧），惧亡”，但令尹子西却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他很高兴，喜曰：“乃今可为矣。”
“可为”何事？
迁都。
迁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像一个人搬家一样，想走就可以走的。迁都是一件非常费人力，也费财力的事情。如果随意的迁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造成损失。
但如果一个国都老旧势力错综复杂，不利于新政权的发展，为了实现王朝复兴，开启新的政治统治，执政者常会决然地选择迁都，以政权迁移的方式，来稳定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
公元前504年，为了“改纪其政，以定楚国”，令尹子西主张迁都，由现在湖北江陵北的纪南一带（郢），迁到今湖北钟祥西北（鄀），此处中贯汉水、西临荆山、北接南阳盆地，进可取、退可守，便于交通，也可避吴锋芒。
而其时楚与秦盟好，晋国卿大夫争权夺利无暇顾楚，国际上的形式于楚有益，正好为其提供了“改纪其政”的良好条件，令尹子西的提议迅速得到众臣拥护，得以很快实行。
“迁郢于鄀”后，楚国在楚昭王的领导下，认真总结了吴国攻楚破郢的教训，息兵安民、整顿秩序、严明法纪、严惩腐败，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公元前491年前，楚国又重新迁回旧都，具体时间和原因已不可考。）
在此期间，楚国也逐渐掌握了渗碳制钢的技术，在1976年长沙杨家山曾出土长达38.4厘米的钢剑，同时期的吴、越均为青铜剑，干将莫邪这些铸剑大师铸的剑也只是为青铜剑，可知楚国工业发展之迅猛。
在“改纪其政”期间，为了避免与吴国发生冲突，楚国暗中扶持越国，帮助越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对吴国构成了有力的牵制，而做到这一切，楚国只用了一个简单的办法——人才输送。
而输送的这两个人我们非常的熟悉——文种、范蠡。
“国有丧，伐之不仁”，吴国有个非常不地道的行为，专门趁别国国丧期间攻打该国，对楚国如此，对越国也不含糊。
公元前496年（楚昭王二十年），越王允常死去，吴王阖闾积多年的怨愤，乘越国国丧期间，起兵伐越。
继任的越王勾践正在服丧，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屁股还没坐热就整这一出戏，只能硬起头皮发兵抵御，双方在槜（zuì）李（今浙江嘉兴县南）摆开战场。
吴越两军对垒，吴军旗帜鲜明、号令统一，很有气势；而反观越军……，越王勾践表示看不入眼，顿时没了信心（“患吴之整”），对文种说道：“吴军军容严整，估计打不赢，我们还是撤退吧。”
文种连忙拉住越王勾践，向其说道：“此乃吴王帅领的先头部队，虽严整但不得孙武真髓。伍子胥帅领的后军不日便到，如不趁此机会一举击溃吴王，后患无穷。”然后在越王勾践耳边面授机宜，只听得越王勾践眉开眼笑，连连点头。
次日，决战开始。
双方列阵，吴军有备而来，士气高昂。
按照计划，越王勾践派出一队敢死队，向吴军发起冲锋，做出想要撕破吴军防线的态势。
吴王阖闾嘴角扬起轻蔑的笑容，下令一阵乱箭，敢死队哼都没哼一声就当场毙命，而吴军阵型却纹丝不动。
越王勾践不慌不忙，再次派出敢死队向吴军冲锋，吴军又是一阵乱箭，敢死队又当场毙命，吴军阵型照样纹丝不动，还是整齐划一。
吴军乐了，照这样子打下去，这场仗应该赢得很轻松，且很惬意。
让他们乐的还在后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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