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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公路边等开往孝天城的过路车时，王加林懊恼万分。他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太差劲了，完全不像一个男人。还害得“好事”来了的老婆跟着自己跑去跑来，走了那么远的路。钱又没省上一分一文。想到这一点，他就觉得心里别扭。
对了，腊梅不是在肖港中学读书么？她的班主任也是孝感师范学校毕业的。干嘛不去找那位师兄借一辆自行车？我骑车带着红梅走孝天城，还是能够把几块钱的车票钱省下来。一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憋屈和恼火的王加林，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他马上又兴奋起来，拉起老婆的手，就往肖港中学跑。
借到自行车后，两人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临出发前，那位师兄还去邻居家借来打气筒，为自行车的前后轮胎加了气。
“走起！”加林用四川话喊了一声，算是向师兄告辞，同时宣告他们的骑行之旅正式开启。
从肖港到孝天城三十华里，从孝天城到方湾镇三十华里，总共有六十里左右的路程在等着他们。尽管任重道远，两人丝毫也没有为此担心和畏惧。
这几步路算个屁呀！他们凭借一辆自行车，走过比这更远的路程。以花园镇为起点，他们骑车去过王李村，去过方湾镇，去过白沙铺，去过孝天城，有时甚至当天又返回花园镇。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有自行车，他们是能够在这些地方轻松穿行、来来往往的。
年轻就任性！这就是青春的活力。
带着老婆骑行在柏油马路上，浴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听着道路两旁树叶哗哗作响和鸟儿的歌唱，看着田野里插秧的农民，以及他们身边正在悠闲地啃草的水牛，加林感觉心情特别清爽。刚才因为无法过河而跑冤枉路的郁闷与不快，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甚至开始与红梅打情骂俏，说他骑车带老婆是“猪八戒背媳妇”的升级版。
临近孝天火车站，即将进入孝天城区的时候，他们被几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拦住了。
两人先后下车，有点儿摸头不是脑，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看清红袖标上“交通稽查”四个字，才知道这些人是负责交通管理的。其中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走近王加林，首先瞅了瞅自行车龙头，接着说，这辆车没有登记，必须补办上户手续，叫他把自行车推到路边去打钢印。
自行车还需要注册登记？或许有很多年轻的读者感到疑惑，觉得稀奇。事实上，对自行车实行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在我国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
这事得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当时的自行车和手表、缝纫机一起被人们称之为“三大件”。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以及东西属不属于名牌，是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尺。家境不错的人家结婚时，都会努力置办齐这“三大件”，算上收音机，又称之为“三转一响”。
正如现在的小汽车一样，自行车当时属于公民家庭的重要财产。按规定，自行车自购买之日起三十日内，必须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交管部门会发给车主一个塑料软皮的《非机动车登记证书》，并在自行车身上打印注册登记的号码。由于塑料软皮牌照悬挂不方便，又难以长期保存，后来又演变成了金属牌照和分合式抽插号牌。
政府推行自行车“行政许可”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对非机动车辆的管理，减轻其社会危害性；再就是有效扼制丢车、偷车现象，方便警察在追查偷车贼时掌握线索，也便于在缴获赃车后，准确地送还给失主。但是，由于自行车上户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得耗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自行车真的被盗了，车主还必须按照繁琐的程序去登记备案，相当麻烦。耗时耗力报案之后，丢失的自行车未必能够找回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丢自行车的现象太普遍了，公安部门怎么可能抽出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办理这类案件？更何况，偷车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自行车身上的钢印抹去，或者更换成其他的号码，很难通过这种线索去查找自行车。
自行车管制措施从一出台就不受群众欢迎，很少有人自觉自愿去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上户多半是出于无奈，迫不得已才去弄个牌照。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老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已经算不上什么稀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三大件”的头衔已经被冰箱、彩电的洗衣机所替换。虽然自行车已经失去了“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仍然坚持注册登记制度。这样做的目的也完全变味了，纯粹就是为了捞钱，把自行车上牌照作为“经济创收”的一条途径。办一个自行车牌照，最初收费三元，后来逐渐上涨到八元。由于车辆数量巨大，这笔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一些城市街头的自行车牌照办证点，工作人员既不看购车发票等证件，也不问车辆的来路，更不查看车主的身份证明，只要按规定交钱，分把两分钟，他们就能够发一个自行车牌。
王加林和方红梅遇到的就是这样一群队伍。
尽管他们耐心地解释说，自行车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借用同学的车，但“红袖标”们还是要强行打钢印，逼迫他们交三元钱。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红梅老师眼见好言好语据理力争没有效果，就开始耍横，说自己身上根本就没有三元钱。就算他们把钢印打在了自行车身上，她也不会给钱。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们就看着办吧！
缰持了好半天，后来“红袖标”们只好让步。说车子既然是别人的，暂时不上户也可以，但王加林骑自行车带人，属于违规行为，必须交一块钱的罚款，否则，他们就要把自行车扣下来。
横下一条心准备抗争到底的红梅老师坚持拒绝交纳罚款。她站在丈夫的身边护着自行车，不让“红袖标”们靠近，以免他们强行锁车。
双方进行对峙状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眼看吃晚饭的钟点都快到了。加林低声与老婆商量，说这些人就是合法的“拦路抢劫犯”。他们既然兴师动众地出来了，不捞点儿收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给他们一块钱算了，只当是打发了叫花子的。老是这么拱着，“红袖标”们无所谓，但我们耗不起呀，到现在连中饭都没吃，肚子早就在提意见了。
红梅老师想了想，觉得丈夫的话还是有道理。内心里，她也确实心疼满头大汗的加林，于是嘟哝了几句，从背包里摸出一块钱，算是勉强让了步。
再次上路后，还是王加林骑车，方红梅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红袖标”们并没有前来制止他们违规带人。
到达方湾镇红梅的娘家时，已是下午六点半。
门上一把锁，家里竟然没有人。热情的邻居对红梅说，你妈还在地里割麦子呢！你爸肯定在卫生院，这个钟点正是开晚饭的时候。
加林把自行车锁在大门口，准备和红梅一起去责任田里寻她妈。
两人刚刚起步，就见红梅她妈手里拿着镰刀从村子北头走过来了。
见到女儿和女婿，筋疲力尽的母亲脸上现出淡淡的微笑。她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加快脚步去开门。
进门后，顾不上招呼女儿女婿坐，她就准备进厨房去做饭。
“我们来吧！您老先歇一歇。”加林见红梅她妈累得走路都走不稳的样子，自告奋勇动手做饭。他吩咐红梅去洗米，自己拿起菜刀，开始削莴苣皮。
饭菜做好端上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价直响的三个人开始狼吞虎咽。正在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红梅她爸回来了。
职业的习惯，镇卫生院炊事员同志看了看桌上的饭菜，认为菜炒得不怎么样，而且太简单了。他用嗔怪的口吻对老伴说，孩子们大老远地回来了，弄点儿好吃的嘛！
红梅她妈停下筷子，歉疚地回应道：“早知道他们要回，我就会去街上割点肉。我一大早就去田里了，带了两个粑做午饭，中午没有回家。割了一天的麦子，腰都快断了，累得要死！晚饭还是加林红梅做的呢。”
听到这儿，红梅她爸感慨万端。说，每年的农忙季度都象打仗一样，根本就忙不过来。不只是红梅她妈累，他也是一样的。忙了医院忙家里，没有丝毫的空闲。他提议家里雇个人，帮忙料理一下家务，晚上还可以跟红梅她妈做个伴儿。
“请一个人？供吃管喝，每个月少说也得开二十块钱！”红梅她妈马上表示反对。
“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啊？你白天累得像死狗，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还担惊受怕的。有一个人做伴儿，我也放心一些嘛！”红梅她爸坚持他的提议。为了论证这一提议的必要性，还非常动情地向女儿女婿叨叨起了红梅她妈的简陋生活。
他说，红梅她妈刚才讲中午吃了两个粑，明显是在说假话。家里的小麦还在田里长着呢，这两天才开始割，哪儿来的面粉做粑粑？这段时间，红梅她妈每天都是吃两餐。早晨煮点儿米饭，炒两样素菜，吃一半儿，再把剩下的饭菜倒进瓦罐里，加点水里面，放在灶堂里煨着。劳累一天之后，晚上回来就吃瓦罐里的汤饭。每天顶着炎炎烈日，一个人埋在棉花枝或者小麦丛中，脸上身上汗水直淌，衣服浸湿了，有时热得心里作呕，连口茶水都喝不上。没人送水啊！棉花从畈里摘回来后，晒在簸箕里和用板凳搁着的门板上，有时突起一阵大风，把簸箕和门板上的棉花吹得满地都是。红梅她妈就一个人蹲在地上，一朵一朵地捡，还得拣干净粘在棉花上的树叶和杂草，弹去上面的灰尘。棉花的收购价今年上涨了不少，结果又让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动了歪心思，偷盗棉花的事件经常发生。有几个晚上，红梅她妈听到有人在拨弄家里的大门，她一个人在屋里吓得瑟瑟发抖……
“我又必须睡在医院里，家里没个人跟她作伴儿怎么行？”红梅她爸对着女儿女婿问，希望得到孩子们的支持。
加林和红梅果然就站在了红梅她爸这一边，一起劝说红梅她妈，花钱雇个人。
红梅他妈还是舍不得冤枉掏二十元钱。
她说，敬文在孝天城上高中，又交上了女朋友，每月给他八十元钱还不够花。二女子腊梅在肖港中学读书，虽说手比较紧，每月也得三十多块钱。两个人都上高三了，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今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现在赚钱多不容易，哪里还敢花钱请人做事？自己累就累点儿，出力气总比出钱要强。
听到这儿，加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既敬佩红梅她爸妈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时又为自己父母的自私自利感到羞愧。
同样是做老人，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眼下他手头上没钱，帮不上红梅家什么忙，但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对红梅的父母好。这样的老人值得他尊敬，也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