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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讶，“我觉得她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可能性”。
为了帮助组织完成任务，她去往台湾，借住在前夫女儿阿菊的家中，而更大历史的巧合则在于，阿菊是国民党的特工，而朱枫作为共.产.党的特工，与继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对此阿菊在朱被捕前一无所知。
朱枫的儿子说，她的内心肯定是有过不安的，但她“必须克服，这些基本人性中可能产生的伤害跟残忍那一面。”
阿菊在朱枫案发后，没有去领取继母朱枫的遗骸，60年后，她对于前去寻找遗骸的秦风说：“朱枫是共.匪。”可见两岸的隔阂在阿菊心中烙印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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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如朱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运动中，也被质疑曾经叛变，甚至有人说她没死，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还有人声称“看见”她返回了国内……朱晓光也受到很多冲击，挨打挨整，剃阴阳头，在寒冬腊月双手绑高，“坐飞机”挨斗。儿子朱明唯一坚持的，是每年自己在家中，暗暗地保持着对母亲的祭奠。
朱枫的丈夫朱晓光虽然后来另娶，但他始终忘不了朱枫和他的患难感情。上饶集中营一共关过三千多人，成功脱逃的也就58人，如果不是朱枫三次冒死探营，朱晓光也许很难活到今天。为此，朱晓光一直说，朱枫，是他这一生的“护法韦陀”。晚年时，他曾一张一张悉心收藏整理朱枫的照片，还专门请了新华书店的一个画匠，把两人与一双儿女四个的照片拼在一起，组成了一张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的全家福。
月，去台湾一个月前，朱枫在香港时，曾在寄给丈夫和儿女的信中写道：“我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无论在船上、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念念不已……我彻底体验到‘人非木石’这句话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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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秦风在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时，偶然在一家报社档案室里发现一个“军事新闻社”的袋子，上面印着“匪伪”的字样，里面就有很多因为血腥和政治原因，未曾向外界披露过的照片，包括朱枫被判决和赴刑场的两张。
当时，龙应台是当时台北市文化局的局长，秦风希望能够说服她以“文化局”的名义在台湾办一个展览。他曾经是中国时报的记者，与龙有些私交，但他说，他去找她，不是作为“同事”，也不是作为“部下”，而是以独立文化人的身份。他说他很清楚，“龙应台并不需要说服，她需要说服的，唯有她自己，不在于知识层面的考虑，而在于她是文化局长，这个角色上来做这个事情，会有政治的效应。所以她的考虑是作为一个官员的考虑，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考虑，如果作为知识分子，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对于展览，龙应台是赞成的，但办展览需要经费，“只有老板马英九有钱”，于是龙应台安排秦风去见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给他看这些照片。秦风说，他看惯了各种首长去看历史展览时耳朵闲挂着，眼睛飘来飘去、走马观花的样子，“到底有没有兴趣，天晓得”，但马英九在他看来，是在“真的在观赏”，他看完照片跟人的讨论“不是一个首长装出来的兴趣，是他真的对那个事情有热情”。
最终，马英九动用了只有首长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动用的第二储备金，决定办这个展览。对此，秦风评价他是“大智若愚”。“有时候他感觉他傻乎乎的，你感觉不出他是像一个智者，一个勇者……你感觉这个人好像就是有点傻气，然后没想太多，是这种感觉……一个看起来很不聪明的决定，实际上事后看是充满着智慧。”
但无论如何，两岸曾经的对立和仇怨，必然会给这次展览带来愤怒和不解的声音。有人希望能移除一些照片，有人在留言本上偷偷写上辱骂的话，也有人怒不可遏地想把场地砸了，更有人当面质问秦风，问得非常直接，“如果他们成功，我们失败的话，那我们的下场是什么？”
柴静问，“那你怎么回答？”
秦风说，“我说当然你可以不断的责怪彼此，你不断地埋怨彼此，永远责怪不完的，那么我请问你，你只会不断地陷入那个深渊之外，只会无形中强化中国人政治文化残忍阴暗的一面，你有没有一个摆脱的方法，你有没有可能再从那个点上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