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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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任营岩的入党、提干、上电大深造诸问题。说起入党，任营岩自己都有些汗颜，达昌奇指定厂党委副书记丁德胜和政治处处长陈玉明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从递入党申请书到举起拳头宣誓，满打满算也仅仅只有40天时间。

    任营岩把自己的这些优势一条一条地仔细分析给方敏，方敏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便说：“事情已经定下了，干就干吧，不过你也得有思想准备，这个差事并不好干，有什么事情不要再瞒着我，好在我也是厂里的老人了，情况熟悉，有啥事也能给你参谋参谋。”没想到任营岩却说，“参谋就不用了，你也有个思想准备，我和杨局长说好了，过几天市经委会借调你，他们新成立了一个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天正在从几个厂子调人，你在工厂也窝了二十年了，也该换个环境了，再说收入也会多一点，不能两个人都窝在一个亏损厂子里。”听到丈夫关键时刻还能想到自己，方敏心里舒服多了。其实任营岩不仅仅考虑的是这些，杨局长当时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把我老婆方敏马上调离纸厂”，杨局长不解地问：“为什么？别人都希望两口子在一个单位工作，你为什么要分开呢？”任营岩回答说：“理由很简单，方敏是市政协兼职的常委，向别人提建议是政协人的工作习惯，方敏也免不了这一套，而政协人提的意见，往往是隔靴挠痒——解决不了问题，我担心的是，如果她成天在我耳边吹枕头风，会影响我对问题的判断。”杨局长认为任营岩说的有道理，也知道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习惯和能力的人，于是很爽快递答应了他的要求：“刚好经委成立了一个多种经营办公室，来局里借人，那就让方敏暂时先到那儿工作吧，以后有机会，再把她正式调到机关来。”“这样最好，那我就多谢局长了！”任营岩感激地说。其实方敏能当上市政协常委，也是任营岩抓住了一次机会：方敏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方立本解放前就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解放后他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率领全家来到凤凰岭市所在的省，在省会的一所大学任教。方立本是一位非常爱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夕，当方敏的爷爷、叔叔和姑姑们决定去台湾的时候，方立本坚决选择留在了大陆，他说：“我好不容易盼来了共产党，看到了中国终于有了希望，怎么能跟着老蒋去逃往孤岛呢？！”解放后，他时时处处跟党走，放弃了在武汉大学的优越生活，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到西北，支援祖国的大西北建设。可是1957年，他的命运急转直下：那年年初，国家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参政议政，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市人委请他去参加座谈会，临行前太太段汝心告诫他，“老头子，到了市上，说话要注意点，不要乱说学校的事。”方立本不以为然：“你这是妇人见识，组织上既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这就是对我们知识分子的重视和信任，有话此时不说，还待何时？”座谈会上，方立本是竹筒倒豆子——没有一点保留地畅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一番“外行领导内行经常误事”的言论，引起很多参加会议专家、学者的共鸣。第二天的晚报头版头条报到了这次座谈会，自然了，方立本的一番言论，也就被大段大段的引用了。看到晚报对自己言论的肯定，方立本心里很舒坦，觉得国家和政府还真是重视知识分子，殊不知这些言论，给自己埋下了大大的祸根，几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右斗争开始，一顶“**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扣了下来，虽然他据理力争，还是免不了被划成了极右分子。厄运开始后，方立本的子女也受到株连，大儿子方斯坦高考时曾经成绩名列全市第二名，竟然也没有那个大学敢录取！由于有亲属在台湾，方立本和他的儿女一直都是被内控人员，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控。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立本家的厄运才告结束，尤其是国家加强对台湾的统战工作，了解到方立本在台湾的一些亲戚成了国民党政界、军界、商界的要员后，又一次想重用他，可惜的是此时的方立本已经是年老体弱，卧病在**，再加上心有余悸，不能也不愿再操心政事了。任营岩不同，他认为这是一次机会，既然方家曾经为这些海外关系吃尽了苦头，为何不抓住这苦尽甜来的时机，转祸为福呢？于是他找到市委统战部，为方敏参政展开游说，统战部的想法和任营岩不谋而合，不久，就增添方敏为市政协委员，很快又提升为兼职的常委。方敏倒是挺适合这份工作，她天生一张利嘴，说话一套一套，从不打绊子，还给她们政协的议政工作总结了一句顺口溜：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争取不白说。

    第四章言之有理

    第二天一大早，任营岩就赶到局里，他本来是和杨局长说好在厂里会合的，因为有周和这档事，他必须在任命宣布前和局长谈妥，所以局长还没来，他已经站在局长办公室门前了。

    7点50分，杨局长准时来到办公室，看到任营岩站在门口，很是吃惊：“不是说好在厂里汇合吗？出什么事了？”杨局长心里很忐忑，因为和任营岩谈任命问题时，任营岩曾经再三推脱，说自己不能胜任，直到自己最后使出了杀手锏，“这是组织决定，你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才把事情定了下来。“别是他又要推脱吧，已经通知厂里今天宣布班子任命了，再横生枝节，怎么收场！”杨洪心中暗暗担心。“进办公室我再给你汇报，站这说不方便。”任营岩一边说，一边接过杨洪手里的提包，笑着又说：“局长大人还是先开门吧－－－－”听到任营岩玩笑口吻，杨洪才放下心来。

    “说吧，什么事情，让你一大早就赶过来？”关上办公室的门后，杨洪茶都没泡，直截了当的问道。

    看到局长问的急，任营岩也严肃下来，“周和的事－－－－－”话没说完，杨洪就明白了，他打断了任营岩的话，“他找你来说情了？”

    “说情谈不上，局长您应该知道，这个节骨眼上，我只考虑怎么搞工作，人情世故的事我没有兴趣！”看到局长脸上有些疑惑的神色，任营岩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只是来向你汇报我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得到局长您的理解和支持。”

    “那你就快点说，我们还要马上赶到厂里呢。”杨洪催促道。

    “那我就直话直说了，”任营岩本来也就不准备兜圈子，一语中的地说，“周和的副厂长职务这次不能免。”

    “为什么？”杨洪不解的问，“你不是不给他说情的吗？”

    “这不是说情，是工作的需要。”任营岩斩钉截铁地说。

    “说说你的想法。”杨洪感兴趣地说。

    “我的想法很简单：第一，我不能一进厂就给自己树一个敌人，”任营岩刚说了一句话，杨洪就插话：“有道理。那第二呢？”

    “第二，免不免他，应该是我任上的事，他好好跟我干，我留他，他要是还是现在的样子，不思进取，厂级副职，我第一个就是撤他的职！不是免，而是撤，这样才有威慑力，才能让其他副职感到压力，努力做事。纸厂这些领导，厂子都成了省上的亏损大户了，他们也不急，必须得给他们一些压力才行！”任营岩说着说着就有些激动，话音越说越高。

    “很有道理！”杨洪也加重了语气，并且跟第一个“有道理”相比又加了一个“很”字。“另外还有一点，”杨洪补充说，“这样一来，也能提高你在职工中的威望，有利于开展工作。”

    “谢谢局长的理解和支持！”任营岩发自内心地对杨洪说。

    “你先不要谢我，免周和是市委组织部定的，要保留他的职务，还得组织部同意才行。”杨洪说着，拿起了桌上的电话，直接拨通了市委组织部张部长，汇报了这一想法。张部长也是快人快语，听了杨洪的汇报，马上就表态说：“人是你们工业局用的，既然你们有这个想法，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

    放下电话，杨洪语重心长地对任营岩说：“你看到了吧，市委市政府对你很关心，也很支持，我也是你的后盾，你千万不要辜负了领导们对你的期望。”任营岩是个很不喜欢曲意奉承的人，听了局长这句话，反倒是无言以对了，只是使劲地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局政工科的秦科长敲门进来，提醒杨局长该出发去宏文纸厂了。要上车时，杨洪拉着任营岩坐上了局驾皇冠车，局政工科秦科长和局办公室主任马忠他们挤进一辆老式bj吉普，马忠上车前还开了任营岩一句玩笑，“任厂长，啥时纸厂赚钱了。记得送我们一辆皇冠啊。”任营岩也笑着回答：“那是一定的，不过有个条件，如果我干不下去了，局办公室也得给我留把椅子，我好给你马主任提水沏茶拧毛巾呀。”

    车快要到纸厂时，杨洪又想起一件事，他叮嘱任营岩说：“周和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40岁出头的人了，要改变不是那么容易，关键时刻，他不一定能和你站在一起，你一定要盯紧他，不要让他辜负了你。”“谢谢局长提醒，其实我也有同感，明哲保身的人大都是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不会以事业为重，现在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杨洪和任营岩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证明了周和在关键时刻背离了任营岩，为了个人私利，最终锒铛入狱，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第五章走马上任

    杨洪一行的车还没到厂门口，就看见王忠率领着厂里的领导们站在路边等候了。杨洪见状嘟囔了一句：“这个老王，就喜欢接来送往玩虚的。”

    下车寒暄过后，杨洪让王忠直接把他们一行带到了会场。

    会场设在厂办公大楼的六楼大会议室。

    宏文纸厂有六个会议室，一个是职工大礼堂，能容纳二千多人，是召开全厂职工大会用的，平时也用作职工食堂，摆的条形桌椅，开会时把桌子移到墙边，中间坐人。这个礼堂建厂时就有了，就是单用作职工食堂，解放后会多，利用率就更高了，尤其是过年过节厂里文艺汇演时，不光台上台下，就连窗户外面也会挤满人。第二个是党委会议时，主要是每周三下午机关党员政治学习使用，也能容纳百十来人，摆的是条形长椅，每条椅子的后面有一块条形木板，支起来就可以当桌子使用，方便党员们学习时做笔记。第三个是行政会议室，是厂级行政领导和中层领导开会用的，沿墙三面摆的长沙发，另一面正中摆一个单人大沙发，是主持会议领导的专座。第四、第五个会议室分别是党委书记和厂长的小会议室，面积虽不大，仅有二十六、七个平方，但布置的比较精致，沙发是真皮的，茶几是钢化玻璃的，房角还摆着几盆盆景，这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很奢华了。最后一个就是大会议室了，这个会议室能容纳二百多人，摆的也是类似党委会议室的条形桌椅，主要用于工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厂里召开班组长以上领导会议。人们都说国营企业弊端多，拥有这么多的大小会议室就可见一斑了。

    杨洪一行走进大会议室时，里边的人已经坐满了，听说是局里要来宣布新厂长，就连平时最不爱开会的班组长们，除了正在上班忙碌离不开岗位的，全部都到齐了。厂领导们经常抱怨工人们不关心厂里的事情，只知道说怪话、发牢骚，其实不然，工人们说怪话、发牢骚那是因为他们对有些领导失望了，说怪话、发牢骚正是他们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他们对厂子的关心。只要上级领导或厂里领导对厂里的工作、生产来真格的，工人们绝对也会来真格的，像这次调整厂级领导班子，没有那个工人会说与自己无关！

    会场主席台上并排摆了三张条形桌，上面铺着红色的毛毯，这些毛毯是用纸机上用过的毛布染成的，这恐怕也是纸厂的一大特**——纸张就是在毛布上成型的，而毛布是用羊毛织成，用过的毛布扔掉太可惜，染上颜色做地毯、挂毯，比在商店买的质地要好多了，很多职工还把它买回去做呢子大衣，穿在身上又暖和有神气，麻将桌上能铺一张纸厂的毛布，那在当时的凤凰岭市还算一种时尚呢。当然了，处理像毛布这一类的废品，也是纸厂一笔不小的营业外收入呢，至于其中有多少进了小金库还是私人腰包，只有少数几个知**心里明白。

    会场两边的墙上各挂着一幅条幅，一幅是“热烈欢迎市、局领导检查指导工作！”另一幅是“坚决拥护市委、局党组调整我厂领导班子的英明决定！”这两幅条幅是王忠亲自拟定后指示厂党委宣传科挂上的。王忠虽说是要被免去厂长职务，但是在杨洪的努力下保住了党委书记的职位，从内心里讲，他还是认为杨局长的决定是“英明”的。

    杨洪走到主席台上后，请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的王科长坐在中间的位子上，自己则坐在王科长身边，又指示王忠和任营岩分别坐在他和王科长两边，局政工科秦科长和办公室马主任坐在了两头。

    看到任营岩坐在了主席台上，而且还是局长的身边，会场上不少人流露出惊讶的神色。客观地讲，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级党组织的保密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一般的党员都懂得，“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道的绝不知道”，不像网络世界的今天，就连国家主席的人选，人大代表还没投票，就被网络炒的纷纷攘攘了。再说了，纸厂的人都认识任营岩，知道他调到局里后，只是一个副科长，真的由他来当厂长，那可是连升三级了！更何况在宏文纸厂的历史上，由一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来主持工作，那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虽然知道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自然也有不服气的，主要是现任的一名主持生产工作的副厂长黄智和总工程师兼副厂长莫怀诚，他俩认为，自己是造纸专业毕业的老中专生，从毕业起就在纸厂工作，凭什么就不如你一个电大毕业生，何况还不是学的造纸专业，尤其是莫怀诚，从局政工科秦科长和他谈话，通知他要免去他副厂长职务、保留总工职务时起，就怨气十足并认为是任营岩搞了他的鬼。

    “同志们请安静一下，现在我们开会，”杨洪从座位上站起来，抬起双手又往下按了按，吵杂的会场顿时静了下来，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杨洪身上。“今天我和市委组织部王科长来到厂里，是要向大家宣布市委组织部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杨洪略微停顿，环顾了一下全场，看到所有人都在注意听他讲话，然后抬高声调接着说：“这就是调整宏文纸厂厂级行政领导班子！调整班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要加强纸厂领导班子的力量，强化纸厂的扭亏增盈工作！下面由市委组织部王科长宣布组织部的决定，大家欢迎。”在一片掌声中，王科长站起来面色严肃地宣读道：“关于调整宏文纸厂厂级行政领导班子的决定——市委（组）字1991年第22号文——根据市工业局党组建议，为要加强宏文纸厂领导班子的力量，强化宏文纸厂的扭亏增盈工作，现对宏文纸厂厂级行政领导班子作如下调整：1、任命任营岩同志为宏文纸厂厂长、企业法人代表，主持宏文纸厂行政工作；2、任命黄智、李健、周和同志为宏文纸厂副厂长；3、任命莫怀诚同志为宏文纸厂总工程师；4、免去王忠同志宏文纸厂厂长职务；5、免去莫怀诚同志宏文纸厂副厂长职务。市委、市政府要求宏文纸厂全体员工在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带领下，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一举扭转亏损局面，为我市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1991年9月4日。”

    新班子中除任营岩外，李健也是新提拔起来的，他比任营岩大两岁，原来是厂销售科科长，提拔他做副厂长，主要考虑是为了加强厂里的营销工作。

    周和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只是他不知道，“决定”中本来是有第六条的，那就是“免去周和宏文纸厂副厂长职务。”不过被王科长用钢笔划掉了，又在第二条中添上了他的名字。

    王科长宣读完毕后，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一片发自内心的掌声，因为不仅仅是在座的绝大部分人，整个纸厂的广大员工，对纸厂目前的亏损状况，早已经是很不满意了，“将帅无能，累死三军”这几乎是厂里所有人的共识。

    杨洪这时不失时机的站起来说：“同志们刚才的掌声，说明了大家对市委这次调整班子决定的拥护，也表明了大家对新一届班子的信任和期望，局党组希望、同时也是要求新班子不要辜负了纸厂员工对你们的信任和期望，带领全厂职工，搞好厂子的生产经营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亏损局面，让宏文纸厂这个老企业再度焕发青春，就像王科长刚才在‘决定’中要求的那样，为我市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杨洪的话，很有鼓动性，全场再次响起了掌声。

    掌声落下后，杨洪接着说：“对新班子，我也提三点要求；第一，你们是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很重，工作的难度也很大，局党组要求你们要像诸葛亮一样，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地抓好扭亏增盈工作，过去有句老话，叫‘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现在，纸厂的三千多职工都在看着你们，你们一定要带好这个头，要全心全意、一心一意抓扭亏，而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两意！大家说，我这个要求对不对呀？”杨洪不愧是从基层干上去的领导干部，非常掌握群众的心理，这一句问话，下面听众就和他互动起来，纷纷答道“对，对呀！”群情顿时昂扬起来。“既然大家都说对，那就要看你们这几个厂领导了，等我说完了，你们也要给大家表表态。下面说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搞好团结。一是要团结全厂职工，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我就不多说了；二是要搞好班子内部的团结，你们这个班子里的同志，包括任厂长在内，都是纸厂的老人，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立场不同，派别不一，位置区别，难免会结下一些梁子，种下一些矛盾，这些都是客观事实，谁也否认不了，”说到这里，杨洪加重了语气，“但是，目前纸厂的严峻形势，容不得你们翻老账，争是非！有句话说得好，叫相见一笑泯恩仇，你们必须把这些恩恩怨怨抛到脑后，同心同德抓扭亏，齐心协力搞工作，厂子只要实现扭亏增盈，我重奖你们，但是丑话也说在前面，谁要是再叼着过去的屎撅打秋千，我杨洪绝对对他不客气，要让他从这个秋千上掉下啦，屁股摔成八瓣！”

    听着局长的粗话，会场上很多人发出会意的笑声。杨洪说的这些，确实也都是事实，自中国解放到特殊时期结束，宏文纸厂也和全国所有的单位一样，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社教运动、特殊时期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今天整人，明天被整，尤其是特殊时期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整人的行列，同时也成为被整的对象，现在有人说自己当时多么清醒，那都是昧着天地良心说屁话，毕竟当年只出了一个张志新－－－－。

    杨洪摆了摆手止住会场的笑声后，接着说：“下面我讲有关团结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搞好党政之间的团结，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多说两句，中国的企业，几十年来一直实行的是党委负责制，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这几年开始试行厂长负责制，从党委负责制发展到厂长负责制，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厂长负责制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厂长也要接受党的领导，接受党的监督！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具体地讲，厂长在生产经营的重大决策上，要充分征求厂党委的意见，尤其是在干部的任用上，要尊重党委的意见，干部是党的财富，共产党历来实行的是党管干部，现在也不能例外！”听到这里，任营岩心里有些沉重，局长把在办公室里说给自己的话，又讲到了大会上，这不是明摆着将自己的军吗，看来怎么和王忠相处共事，真要好好考虑一下了。不光是任营岩，会场上不少人也听出了杨洪的话外之音，开始交头接耳起来，尤其是知道杨王关系的人，都头疼起这个党政团结的话题。

    看到会场出现了骚动，杨洪马上转换了话题，“当然了，作为厂党委，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厂长的工作，要充分尊重厂长的决策权利，说到这里，我要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任营岩厂长的情况，任厂长也是纸厂出身，他原来在纸厂多年的政治表现和工作能力大家有目共睹，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下他调到局里工作后的情况，任厂长调到局里后，一直在局企业管理科工作，在企管科工作期间，他非常注意学习和研究企业管理的知识和理论，也曾经在市党校系统学习了企业管理专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注意研究局属各厂的管理经验和教训，把他总结出的管理经验用来指导企业的工作。”杨洪说的都是事实，任营岩自调到局里后，的确是下功夫钻研企业管理工作，局下属几十个企业的厂长，都是他研究的对象：那位厂长那件事情处理得好，他能总结出几条经验；那位厂长那件事情没处理好，他也要总结出几条教训，几年下来，光是写这种心得体会，他就用了六本笔记本。那个年代的工业局，可以说是一个厂长的摇篮，局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来自下属工厂，有着比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但是来局里工作之前，这种经验只是企业某一部分工作的经验，到局里后就不一样了，当时的工业局，要全面参与和指导企业的几乎所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的调进调出，没有局里同意，都不能办理，所以局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学会从宏观上看问题，要有全局的眼光，要知道企业各方面的知识，这无形中就培养了工作人员当厂长的素质，假如哪个人有心向厂长的方向努力，用“水到渠成”这个成语来形容，还是比较贴切的，而任营岩就是这样一个有心的人。

    “这次市委和局党组委派任营岩同志担任你们厂的厂长，就是考虑到他即熟悉厂里的情况，又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我们相信并且要求任营岩同志能够带领纸厂的全体员工，打一场扭亏增盈的翻身仗，同时也要求宏文纸厂的全体员工，支持任厂长的工作，大家能够做到吗？”杨洪的这一番话，又把会场上的气氛调动起来，掌声再一次响了起来，掌声中还夹杂着不少人“能做到”的回答。“大家的掌声，说明对这次班子调整的拥护，对新厂长工作的支持，这我就放心了。下面我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免去王忠同志的厂长职务。”一听杨洪谈这个问题，会场上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因为这是个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大家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就连王忠本人，也不由得紧张起来，万一局长不给他面子，这个台就真不好下了。“纸厂出现严重的亏损，作为厂长，是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可是客观地讲，中国的造纸行业这两年出现的是行业性的亏损，这中间一定有它深层次的原因，而不完全是几个厂长的事，之所以要免去王忠同志的厂长职务，是因为一人身兼书记厂长两职，就不能把精力全部放在生产经营上－－－－”听到这里，王忠的心放了下来，可会场上大部分人对杨洪的解释是不满意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本帐。杨洪何尝不知道王忠不称职，只是对他这个官场老手来说，他也只能按照官场的潜规则办事。中国的官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无论是儒家的唯德是选，还是法家的唯才是举，实际上都是文人的理想标准，真正实行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以人划线，以派花圈，做的更甚的，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了。其实这也不奇怪，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家天下，既然是家天下，不是我家的人，为什么要让你吃我家的饭呢？中国解放后，共产党也多次力图铲除这种弊端，从开始的德才兼备，到改革开放提出的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四化干部标准，无一不是为了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遗憾的是，老祖宗留下的弊端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小派别、小圈子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导致任人唯亲的现象仍然是普遍存在，成为官场上用人的潜规则。杨洪和王忠的关系也不例外，凤凰岭市工业圈里传着一个真实的笑话：杨洪当副局长时，有次几个厂长书记去给他拜年，王忠在酒桌上喝高了，拍着胸脯慷慨激昂地炫耀说，“想当年，局长当革委会副主任的时候，我就是他的小爬虫了！”一边说，还一边扭着屁股学着虫子蠕动的样子，惹得满桌人哄堂大笑。正是有着这种关系，杨洪才会不遗余力地保王忠，替他开脱亏损的责任。当然了，杨洪也有他更深层的考虑，那就是他也是刚刚升任正局长，需要各厂的书记厂长们听他的指挥，拥护他的工作，他保王忠，就是要告诉下属工厂的书记厂长们，只要你们忠心耿耿地跟着我杨洪干，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看到会场上的不少人对他的解释不以为然，杨洪也是适可而止，马上把话题转移到了任营岩的身上：“我的话就到此为止，下面请任厂长发表就职演说，大家鼓掌。”掌声中，任营岩缓缓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他对下面摆了摆手说：“请大家不要鼓掌，你们鼓掌，我心里更不安定。”望着下面一张张对这句话充满不解显得惊愕的面孔，任营岩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原来就是纸厂的员工，现在又成了你们中的一员，看着自己的厂子变成目前这个样子，我心里很沉重；第二，纸厂严重亏损，作为主管企业的工业局，我们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我作为局企业管理科的副科长，没能指导好企业的工作，我应该诚恳地向大家作检讨；第三，你们要为我鼓掌，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到我们厂子实现了扭亏增盈，再为我鼓掌吧，那时我才能欣然接受。”任营岩说出的这一番话，顿时让会场变得安静下来，大家都用期望的眼神望着他。“我心里很清楚，到纸厂做厂长，不是来当官的，而是来受苦的，受煎熬的，但是有句古诗说得好，叫‘粉身碎骨全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我就是准备用这种粉身碎骨的精神，和大家一起工作，不仅仅是要扭亏增盈，还要使纸厂这个老企业焕发青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工业企业！”会场再一次响起了掌声－－－－－－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