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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第一组的工作十分有成效，他们很快就确定了十八辈祖宗，并且，后续的研究也在一点点充实这一结论，使这个十八辈祖宗的预测逐步趋于完美。耀明给第一组的质疑是，你们光说是十八辈祖宗了，也大致确定了年代，但你们考虑过没有，以二十年为一代人，准确吗？依我看，这仅是个概算，有的人不到二十岁就结婚生子，有的人三十多岁也没娶上媳妇，还有的老年得子，这些不确定因素，在漫长的十八代人的传宗接代过程中，肯定有过出现，而且也不会太少。
如果出现了这种现况，那么这个年代就不容易确定，比如，我的某一辈祖先是个小女婿，刚刚具备了生殖能力，就令困守已久的大媳妇怀了孕；或者，也是某一辈祖先，是个不良的老叟，又十分有钱，在垂暮之年又纳了一房小妾，那么他和他儿子的年龄差距就可能是六十岁，甚或更多。这样看来，你们定的这个平均二十年为一代，就不够严谨了。
是这样的。第一课题组的组长，负责人类学研究的法郎克老头儿说：据我的研究，华夏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直到二十一世纪，都实行着一种相当搞笑的晚婚晚育，在我们通常认为最适宜生育的年龄，育龄青年多数是在一种叫做大学的知转所里读书，并冠以奋斗的美名。那时，年轻人平均的生育年龄，大大超过了二十岁，应该在三十岁左右。
法郎克老头的话引起一片哄笑。耀明也笑了：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总之，影响生育年龄的因素多种多样，所以我们就不能简单从事，要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以我总的看法，只能在二十岁以上，不能在二十岁以下。耀明的话赢得大家的一致赞同，并以此展开了更精确的推算。
这样，耀明就瞄准了第二组。第二组的任务是，在第一组确定的年代中，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出那个与自己有相同遗传基因的祖先。也就是，如何在大海里捞到那根有用的针。
在古代，要进行这种性质的寻找，是件相当麻烦的事，要抽血化验，比对dna，不仅花费巨大，还要经过很大一个周期才能出结果。古代做这种比对，通常是有了具体的目标之后，为了验证其真实性。比如侦办某个案件，判定犯罪嫌疑人与犯罪现场留下血迹，是否为同一个人；比如，判定某个疑似儿子或父亲的人，是否真的是儿子或父亲等等，范围相当小，所以也有可操作性。
像今天耀明这样，穿越回古代，人地两生，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而且，就以年代为二十世纪中叶来说，这种基因比对尚未问世，到哪儿去找啊？找到疑似的，到哪儿对作鉴定啊？所以耀明的思路，根本就不在这种基因比对上，他把父亲的生波探测移植过来，要求第二组依据生波探测原理，搞出一个软件，能够在一群人中，快速发现与自己有相同遗传基因的人。
耀明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大概的要求，比如耀明和耀星，具有相同的基因，而且是同代人，在一万个人中，他们都化了妆，把这个软件安装在掌心屏，就能根据大屏的显示，查找到对方。同代人，就显示一个格的绿灯，以此类推，如果是李春和耀明在一起，就是两代人，就显示两个格的绿灯；爷爷和耀明在一起，显示三格。这样，无论在哪个年代，都能查到祖先，而只有当十八格绿灯同时闪亮，才是耀明应该找到的那位祖先，即他的第十八辈祖宗。
要进行这项研究，就需要李春密切配合。生波探测是李春的独门绝技，别人只是听说过，可谁也没有深入接触过，或者说，谁也不敢详细地问。现在不同了，形势严峻，研究的要求，李春必须放下架子，像个一般的试验品一样，在实验室的升降台上躺平了，随着科研人员的口令，翻过来，调过去，再翻过来，再调过去地折腾。老总的威严瞬间归零。但李春能够接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古代的青年人，为了奋斗，在最适合生育的年龄，不是也憋在大学里啃书本嘛，我李春为了传承的需要，也可以做出牺牲的。
研究在深入，研究人员不得不向李春提出一个要求，即让他把生波探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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