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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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通菌睡着，发出圆润而大声的呼吸。她微张着嘴，似乎要笑或说什么，她年轻、丰满的胸脯在被子下面柔软地起伏着。窗外晨皤初现，可是冬天的早晨暖暖陇陇，万物沉睡在半明半暗之中，轮廓模糊依稀。

    裴迪南轻轻地起了床，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经常这样：工作当中突然拿起帽子，匆匆走出家门，跑到田野里，他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直跑得精疲力竭，突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停住，双膝颤抖，太阳穴直跳；或者在热烈的交谈中突然瞪着眼睛，不知所云，答非所问，必须强制自己才能恢复常态；或者晚上脱衣服的时候一阵糊涂，手里提着脱下的鞋子恍恍惚惚坐在床沿发呆，直到他妻子叫他，或者长统靴砰的一声掉在地板上，才会把他惊醒过来。

    此刻他从有点闷热的卧室走到阳台上，他感到一阵惊意，不由自主地将双肘压着腹部，好暖和些。他眼前的景色还完全笼罩在晨雾之中。往常从他坐落在高处的小屋子眺望，苏黎世湖宛如一面明镜，湖里倒映出天空中匆匆驰去的朵朵白云。今天苏黎世湖上，乳白色的浓雾在滚滚翻动。他目光所及，手所触摸之处，一切都很潮湿、昏黑、新滑和灰暗，树上滴着水珠，阳台上一片潮气。正在升起来的世界像一个刚从洪水中逃出来、身上还淋着串串水珠的人。透过雾藏传来人说话的声音，但是咕咕咯咯，模糊不清，犹如溺水者嗓子里啥啥的哮喘声。有时也有捶打声和从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这种往常是清脆的声音，现在听来却显得潮湿，像生了绣一样。他和他周围世界之间笼罩着一片阴湿。

    他感到阵阵凉意，可是却站着不走，两手深深插在口袋里，等着雾气消散，可以放眼远眺。雾像一张灰纸，开始慢慢地从下面卷起，对于这可爱的景色，他心头涌起一种强烈的眷恋，他知道，下面的景物井然有序，只不过是被晨雾遮掩起来了，而往常那景色的明晰的线条则使他自己也感到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往常心烦意乱的时候，他总是走到窗前，眼底的景色使他赏心悦目，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湖的对岸房屋鳞次林比，一艘汽艇轻巧地划开湛蓝的湖水，海鸥快乐地南集在湖岸上，缕缕炊烟呈银色螺旋状从红色烟囱里袅袅升起，飘入回响着正午钟声的天空——显然这一切都在告诉他：多么升平的世界！而他呢，虽然他明知这个世界是疯狂的，也竞相信了这些美好的标志，因为有了这个他所挑选的地方而把自己的祖国忘掉了若干时辰，几个月前，为了躲避时代和周围的人，他从正在打仗的国家来到瑞士，他感到，他那饱经风霜忧患的、被恐惧和惊吓啮碎了的心灵，在这里得到了平静和慰藉，愈合了创伤。这里的风景使他心旷神情，明净的线条和色彩唤起了他艺术创作的欲望。正因为如此，每当像今天这个大雾弥漫的早晨，视野模糊，景色暗淡的时候，他总有一种被疏远和被遗弃的感觉。这时候他对下面笼罩在腰俄中的一切，对他祖国的，也是沉沦在远方的人民油然生出一种无限的同情，渴望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从迷雾中传来四下教堂钟楼上的钟声，随后八下清脆的报时钟声响彻在三月的清晨。他觉得自己像在塔尖上似的，感到无可名状的孤独。世界在他面前，妻子在他身后，还在昏暗中酣睡。他的内。已深处前起一种欲望，真想把这堵迷雾的软墙捣毁，随便在什么地方感受一下苏醒的信息和可靠的生活。当他放眼远望时，觉得在那边下面灰蒙蒙的地方，亦即村子的尽头，有条境蜒曲折的爬山险道通往这里的山冈，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往上蠕动，不是人就是动物。隐约之中，那小东西在往上走来，他先是感到一阵高兴，因为睡醒了的不只是他，此时他还夹杂着～种急不可待的、病态的好奇心。在通向那灰色的东西正在移动的地方，是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往临近的村子，一条路通向这儿山冈上。那次东西好像在那里深深吸了口气，迟疑片刻，接着就顺着狭窄的山路蹒跚地往山上攀登。

    一阵不安向斐迪南袭来。“上来的这个陌生人是谁？”他自己问自己，“是什么事迫使他离开他昏暗、温暖的卧室，像我一样，一大早就跑到外头来呢？他要到我这里来？他来找我干吗呢？”近处的雾气比较稀薄，现在他认出他来了：是邮差。每天清晨，八下钟声一响，他就爬山到这里来，裴迪南对他很熟悉，呆板的脸上蓄着红水手胡须，两鬓业已斑白，鼻梁上架着一副蓝色的眼镜。他叫“胡桃树”。由于他动作硬邦邦的，再加上他把信件郑重其事地交给人家之前，总是先把他那黑色的大皮包往右边一甩的那副庄严的神气，他就管他叫“胡桃老头”。斐迪南见他把邮包甩到左边，一步一路地走着，以及由于腿短，步子走得不伦不类的姿态，就不由自主地好笑。

    可是他突然觉得自己双膝在颤抖。在眼睛上搭着凉棚的双手也像瘫痪了似的掉了下来。

    今天、昨天、这些个星期以来的不安，现在一下子又袭来了。他心里感觉到，这个人一步～步朝他走来，是专门来找他的。他下意识地把门打开，蹑手蹑脚地走过还在酣睡的妻子的身边，急忙下了楼，来到两侧都是篱笆的小路上，以迎候来人。在花园门口，他碰上了他。“您……

    您有…”他接连说了三次才说出来。“您有我的信件吗？”

    邮递员把蒙着湿气的眼镜抬了抬，目光盯着他说：“有，有。”他猛地把黑邮包甩到右边，用被雾冻得又红又湿、像大蛆蚓一样的手指在信堆里翻找着。斐迪南直哆喷。终于地拣出来一封信。褐色的大信封上宽宽地盖着“公事”两个字，下面就是他的姓名。“得签字。”邮差说着，舔湿复写笔，把登记本递给了他。由于激动，斐迪南签的字很难认，而且把登记本都划破了。

    随后斐迪南从邮递员那又肥又红的手中接过信，可是他的手指竟如此僵硬不灵，以致信从手中滑了下来，掉到地上，掉到了湿土和湿树叶上。他俯身去捡信时，一股难闻的霉味扑鼻而来。

    这就是那件事情，现在他完全明白，几个星期来阴森森地扰乱他的平静的，就是这封信，这封他不愿要，却又在等待着的信，这封信是从丧失了理智和礼仪的远方给他寄来的，这封信朝他摸索着，它那打字机打出的呆板语句攫取了他温暖的生活和他的自由。他曾经感到这封信从什么地方寄来了，犹如一个在茂密的森林中巡逻的骑兵，感觉到有一校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枪管在瞄准他，枪管里装着一颗小铅九，要射进他的肌体。他进行了反击，但是毫无用处。多少个夜晚他想的全是这些事，现在终于找上门来了。那还是不到八个月的事，当时他光着身子，在边界那边站在一位军医面前，寒冷和厌恶使他浑身哆嚷。那军医像一个马贩子似的抓着他胳膊上的肌肉，他认识到，这种对人格的侮辱就是当代对人的尊严的鄙视和那在欧洲蔓延的奴役。在一片乌烟瘴气的爱国滥调中生活两个月，他还可以忍受，但是他慢慢就感到憋气了，每当他周围的人启口说话的时候，他就看出全是信口雌黄，令人不胜厌恶。看到妇女们提着盛土豆的空口袋，天色微明就冷得瑟缩着身体坐在市场的台阶上，他的心都要碎了。他紧授拳头，悄悄地走来走去，怒不可遏，惯得痒痒的，但是自己的愤怒又无济于事，他为此而生自己的闷气。后来他托了情，才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瑞士。当地跨过边界时，突然感到热血涌上面颊，踉踉跄跄，不得不紧紧抓着柱子。人、生活、事业、意志、力量，他感到再一次获得了这一切。他敞开胸怀，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祖国现在对他来说，只不过意味着监狱与伍拾，外国则是世界故乡，欧洲是人类集中的地方。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很久，接着恐惧又重新来临了。他觉得背上写着他的名字，好像还被挂在血淋淋的丛林中似的。他感到有个什么东西，”他对它既不了解，也不认识，而它却很了解他，而且不肯放过他；有一只彻夜不眠的冷酷的眼睛正在从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窥视着他。于是他便深居简出，蛰居起来，报也不读，唯恐看到军人召集令。他变换住址，以销声匿迹，他让人把信件都寄给他妻子，都写上留局待取。他不与人来往，以免人家寻根问底。他从不进城，画布和颜料都让他妻子去买。他隐姓埋名，在苏黎世湖畔的这个小村子里向农民租了一幢小房子蛰居起来。然而他时时都清楚：在某个抽屉里，在成千上万页材料中保存着一张纸。他知道有朝一日，不知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这抽屉将会打开——他听到有人在拉抽屉，听见打字机啼啼咯咯打下了他的名字，他知道这封信将转来转去，直到最终找到他为止。

    此刻信在他手里赛车作响，他感到身子发冷。斐迪南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这张纸片关我什么事！他自言自语：明天，后天，这些小树上会长出千张、万张、十万张纸片来的，每张纸片都跟这张一样，都与我无关。什么叫“公事”？我干吗要看它？现在我在这些人中间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因而没有任何职务可以管住我。这就是我的名字——就是我本人吗？谁能强迫我说，这张纸片就是我，谁能强迫我来看那上面所写的东西？如果不看这张纸片就把它撕毁，那么碎片就会一直飘落到湖里，我什么也不知道，别人什么也不知道，世界依然是老样子，我也依然如故！这么一张纸片，这么一张只有我愿意才去了解其内容的纸片，怎么会弄得我心神不宁？我不要它，除了我的自由，我什么都不要。

    他伸开手指，准备把这个硬信封撕开，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奇怪：肌肉一点也不听他使唤。他自己的手上有某种东西在违抗他的意志，因为他的手不听他使唤了。他一心想用手把信封撕开，但是手却小心翼翼地启开了信封，哆哆喷嚏地展开了那张白纸。信的内容本是他已经知道的：“号。据M地区司令部规定，务请阁下最迟于三月二十二日前往M地区司令部8号房间重新进行兵役体检。此军函由苏黎世领事馆转交，务请阁下前往该领事馆面洽此事为荷。”

    斐迪南重新走进房间，一小时以后，他妻子笑眯眯地朝他走来，手里捧着一束零散的春花。她面庞光彩照人，无忧无虑。“瞧，”她说，“我找到了什么！屋子后面草地上的花已经开了，而树荫下面却还有积雪呢。”为了讨她喜欢，他接过花束，把脸深深地俯理在花枝中，以免看见他心爱的人那双无忧无虑的眼睛，随后便匆匆上楼躲进那间作为他的画室的顶楼。

    然而他却没法进行工作。刚把那块空白的画布放在面前，画布上就突然出现了那封信上用打字机打的字句。调色板上的颜色，在他眼前变成了污浊的血。他不由得想到脓包和伤口。

    他的自画像立在半阴的地方，他看到领下带着军队的领章。“胡闹！胡闹！”他大声地嚷叫起来，跺着脚，想驱散脑袋里这些乱七八糟的图像。然而他双手发抖，脚下的地板在晃动。他快要倒下去了，于是赶紧往小矮凳上坐下，缩成一团，一直到他太太叫他去吃午饭才起来。

    每口饭他都填塞难咽。嗓子眼里有一种苦东西，先得把这东西咽下去，可一咽下就又泛了上来。他弯着腰，默默地坐着，发现他太太在端详地。忽然，他感到她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你怎么啦，斐迪南？”他没有回答。“你是不是得到不祥的消息了？”他只是点了点头，喉咙梗塞了。“军事当局来的吗？”他又点了点头。她沉默不语，他也默不作声。对这件事的思考一下子占据了整个房间，把其他东西都推到一边去了。这种思想效税糊糊，囫囵地盖住了只吃了一点点的饭菜。这种思想像是一只湿腻腻的蜗牛，爬在他们的脊梁上，使他们直打寒颤。他们彼此都不敢者一眼，只是弯着腰默默地坐着，思想的千斤重担压在他们身上，很难经受得住。

    “他们约你到领事馆去吗？”她终于问道，声音显得有些破碎。“是的！”——“那你去吗？”——他哆嚷着。“我不知道，木过我还得去。”——“为什么一定要去？你现在在瑞士，他们不能对你发号施令。在这里你是自由的。”他从紧咬的牙缝中进出几句话来：“自由！今天究竟谁还有自由？”——“每个希望自由的人，尤其是你。这是什么？”她轻蔑地一把抓起他面前的那封信。“这张破纸，一个潦倒的小文书乱涂了几笔的破纸，居然对你，对你这个活人，对你这个自由人具有那么大的力量？它会把你怎么样？”—一“这封信倒不会把我怎么样，可是寄这封信的人可是惹不起的啊！”——“信是谁寄的？什么人？是一架机器，那架巨大的杀人机器。可是机器却抓不着你。”——“它已经抓住好几百万人了，为什么偏偏抓不到我？”——“因为你不愿意。”——“那几百万人也是不愿意的呀。”——“但是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是在枪口威逼下才会的，没有一个人是自愿的。谁也不会愿意从瑞士再回到那个地狱里去。”

    她看到他很痛苦，就控制着自己的激动，像是对一个孩子似的，怜悯之心在她身上油然而生。“斐迪南，”说着，她便靠在他的身上，“现在好好想～想。你是给吓傻了，我明白，这只凶恶的野兽突如其来地向你扑来的时候，是会使人惊慌失措的。你想一想，这封信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我们已上百次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你会把这封信撕成碎片的，你决不会去干杀人勾当的，你不明白吗？”——“我明白，保技，我明白，但是……”——“现在不要讲，”她硬不让他说。“你被什么迷住了心窍。想一想我们的谈话，想想你写的那份稿子——就在写字桌左边的抽屉里——你在稿子里声明永远不拿武器。你是非常坚决的……”斐迪南却提出了异议。“我从来都不坚决！从来都没有把握。这一切都是谎话，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这些话是我用来陶醉自己的。只有我自由了，这一切才会是真的，我一直很明白，他们一叫我，我就非常软弱。你以为我会在他们面前发抖吗？只要在我心里没有把他们当真，他们就是虚无的，要不就是空气、语言，一种虚无的东西。然而我却在我自己面前打颤，因为我一直很明白，他们一叫我，我就会走的。”——“斐迪南，你愿意去吗？”——“不，不，不，”他踩着脚，“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心里不愿意。可我还是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的。这正是他们力量的可伯之处，人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己的信念去为他们效劳。假如人还有意志的话——这样的人几乎没有，手里接到这样一封信，那他的意志也就烟消云散了，变得顺认了，成了小学生：老师一叫，马上就站起来，战战兢兢的。”——一“可是，斐迪南，那么谁在召唤呢？是祖国？是一个文书！一个无聊的刀笔小吏！再说，就说是国家，它也无权强迫一个人去杀人，无权—…-”——“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我来引一段托尔斯泰的话！我了解全部论据：你不理解，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有召唤我的权力，我不相信我有服从他们的义务。我只知道一种义务，那就是做一个人，并且干工作。离开了人类就没有我的祖国，我没有杀人的虚荣心，我什么都知道，保拉，我跟你一样，对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他们已召唤我了，他们现在正在召唤我，我知道，无论如何我是要去的。”——“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时地叹息着：“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当今这个世界上疯狂胜过理智。也许因为我不是英雄，因此不敢逃避……这是无法讲得清楚的。我觉得有种什么任措：我无法砸断这已经绞杀了二千万人的锁链。我无能为力。”

    他用手捂着脸，时钟，这位时间哨所的哨兵，在他们头上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她微微颤抖。“现在有人在召唤你，这我知”道，虽然我对这件事并不理解。可是难道你没有听到这里也在呼唤你吗？难道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使你留恋的吗？”他霍地站了起来。“我的画？我的工作？不！我不能再画了。这一点我今天就感觉到了。我现在就已经生活在那边，而不是在这里。现在那边的世界正在走向毁灭，这时候还为自己工作，这简直是犯罪。不能再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生活了！”

    她站了起来，转过身去。“我不相信，你是为你自己～人生活的。我相信……我相信对你来说，我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说不下去了，眼泪簌簌直往下掉。他想安慰她，可是她眼泪后面闪射出一种恼怒，这把他吓住了。“走，”她说，“你走好了！在你心目中我算什么？还不如一张破纸片。你想走，就走好了。”

    “说真的，我不愿意，”他紧挨拳头，怒火直冒，无可奈何地捶着。“我是不愿去，可是他们要我！他们是强者，我是弱者。他们的意志经过几千年的锤炼。他们组织严密，奸诈狡猾，他们早已准备就绪，像迅雷一样，一下就落到我们头上。他们有的是意志力，而我只有神经。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战斗。人是奈何不了一架机器的。若是人，那倒还可以较量较量。

    然而那是一架机器，一架杀人机器，一件没有灵魂、没有心脏和理智的工具。你能拿它怎么样！”

    “可以，只要坚决，就可以跟它斗！”现在她像疯子似的大声叫嚷着，“如果你不行，我行！你软弱你的，我可不。我决不对一张废纸卑躬屈膝。我决不用生命去换取一句话。只要我能管着你，你就别想走。我可以发誓，你病了，你神经不正常。盘子当挪一声，也会把你吓瘫的。这一点是任何一位大夫都可以看出来的。你就在这里看看病吧，我和你一起去，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大夫的。他们肯定不会让你服兵役的。人得自己保卫自己，咬紧牙关，意志坚决。你想一想你那位巴黎的朋友让诺：他被关在疯人院里观察了三个月，人们用种种检查折磨他，但他坚持下来了，最后人家还是把他放了。一个人不愿干，就必须态度鲜明，不能逆来顺受。这事可关系到全局呀，别忘了，人家要夺走你的生活，你的自由，你的一切。因此，得起来反抗。”

    “反抗！！怎么反抗法？他们比所有人都厉害，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

    “这话不对！只有世界上的人心甘情愿的时候，他们才是强大的。一个个的人总要比概念强大，但他必须保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意志。他只要明白，他是一个人，将来还要做个人，那么现在他耳朵边那些用来麻醉人的词藻，什么祖国啊，责任啊，英雄主义啊，就统统成了空话，成了散发血腥味的，散发热的、活人的血腥味的空话。你说真话，对你来说你的祖国真像你的生活一样重要吗？你觉得一个正在更迭君主陛下的省份如同你用来画画的右手那么可爱吗？除了那看不见的、用我们的思想和热血筑在我们心里的正义之外，你还相信另一种正义吗？不相信，这我知道，不相信！因此，如果你要去的话，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我真的不想……”

    “你的意志力真差劲！你压根儿就没有意志力了。你一味任人摆布，你这是犯罪。你自己正沉而于那些你自己所厌恶的东西里，并豁出命去干。为什么不宁愿为你所信仰的事业去献身呢？把鲜血献给自己的思想——很好！为什么要为那异端思想去卖命？裴迪南，别忘了，要自由，就得意志坚强，那边的那帮家伙是什么东西？是些凶恶的傻瓜！要是你意志薄弱，让他们把你弄到手，那么你自己就是个傻瓜。你总是对我说……”

    “是的，我说过，这些话我都说过，哈叨来呼叨去，为的是给自己壮胆。我是在说大话，就像小孩在黝暗的森林中由于害怕而唱歌壮胆一样。这一切都是谎言，这一点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了。因为我一直很明白，他们召唤我，我就会去的……”

    “你要去？斐迪南！斐迪南！”

    “不是我！不是我！而是我内。已有什么东西要去——而且已经走了。我告诉你吧，在我心里有个东西站了起来，就像是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战战兢兢，唯命是从！这中间你讲的，我都听着，我知道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合乎人情的，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应当做并且必须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我对此很清楚，很清楚。因此，如果我去，那是非常卑鄙的事。可是我要去，我是鬼迷心窍了！你鄙视我吧！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可我实在无可奈何，没有别的办法！”

    他双拳捶着他面前的桌子，眼睛里射出一种迟钝的、兽性的、囚犯式的光芒。她不敢看他。她非常爱他，因而害怕自己看不起他。桌上的饭菜还没撤掉，桌上有一盆肉，已经冰冷，像腐尸似的。面包是黑的，掰成了细屑屑，像炉渣似的。房间里充满了饭菜冒出的热气。她感到嗓子里一阵恶心，对一切都感到恶心。她推开窗户，空气吹进来；她微微颤抖的肩膀上空出现了蔚蓝的三月天穹，白云抚弄着她的头发。

    “看，”她轻声地说，“往外看！只看一眼好了，我求你。也许我讲的这些并不都对。语言总是不容易表达清楚。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却是真的，这不会骗人。下头有个农民在扶犁，他多年轻、壮实啊。为什么他没遭屠杀？因为他的国家没有打仗，虽然他的田地离那边很近，但法律就管不着他。你现在也在这个国家，所以法律也管不着你。一项法律，一项看不见的法律，它只能管到几块路牌之内，这几块路牌的那一边它就管不着了，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你看一看这里的这番和平景象，难道不感到那项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吗？斐迪南，你瞧，湖上的天空是多么澄净。你看那色彩，多让人高兴啊！你到窗户跟前来，再对我说一遍，你愿意去……

    “我真的不愿去！我真的不愿去！这你是知道的！你要我看这些干吗呢？我对一切，一切都很清楚！你只是在折磨我！你说的每句话都使我很痛苦，任何东西都帮不了我的忙！”

    她看到他那样痛苦，心就软了下来。怜悯心使她失去了力量。她悄悄地转过了身。

    “那什么时候……裴迪南……叫你什么时候去领事馆？”

    “明天！本来昨天就该去的，可是那封信还没有送到我这里，今天他们才把我找到。明天我得到那里。”

    “要是你明天不去呢？让他们去等吧。在这里他们奈何你不得。我们不用那么着急。让他们等上八天。我给他们写封信，就说你卧病在床，我的弟弟也是这么干的，他赢得了十四天时间。最糟的情况无非是他们不相信，从领事馆派个大夫来这里。和这位大夫也许能谈得来，没有穿军装的人多数总还是人，也许他看看你的画，会认为这样的人是不该上前线的。

    即使帮不了忙，那至少总争取了八天时间。”

    他沉默不语，她感到这种沉默是对她的反抗。

    “斐迪南，答应我，你明天不去！让他们去等吧。我们得心里有所准备。你现在精神恍惚，他们就可以随意摆布你。明天他们就是强者，而八天以后你就是强者了。那以后我们的日子将会多好．你想一想。斐迪南，斐迪南，你听见没有？”

    她摇着他的身子，他们然若失地凝视着她。在这迟钝而若有所失的目光里，对她的一席话没有丝毫反应。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只是他心灵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她过去从未见过的恐惧和不安。慢慢地他才镇定下来。

    “你说得对，”他终于开了口。’‘你说得对。的确不必那么着忙。他们会把我怎么样？你说得对。我明天肯定不去。后天也不去。你说得对。这封信就一定会送到我手上？我不会正好外出旅行了吗？难道我就不会在生病吗？不—～我已经给邮差签了字。这也不要紧。你说得对。得好好考虑一下。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他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机械地重复着，然而话里却缺乏信念。“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一他心不在焉地、呆头呆脑地老是重复这句话。她觉察到，他的思想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到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去了，已在他们那边了，已经交了厄运了。“你说得对，你说得对。”这句没完没了的话，这句只是在他嘴唇皮上打了个滚的话，她再也听不下去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可是她听到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好几个小时，像个牢房里的囚犯一样。

    晚上他也一口饭没吃，现出呆滞的、心不在焉的神情。那天夜里她才感到他内心的恐惧；

    他紧紧抱住她柔软、温暖的身体，仿佛要躲到她身上去似的。他那滚烫的、颤抖的身体紧紧贴着她。然而她明白，这不是爱情，而是逃遁。一阵痉挛，他吻她的时候，她感到了一滴眼泪，又涩又威。随后他又一声不吭地躺着。有时她听到他在叹息，于是她给他递过手去，他就紧紧地抓着她，仿佛好把自己支撑住似的。他们两人都不做声；只有一次，她听到他在啜泣，就想安慰安慰他。“还有八天时间呢，别去想这事了。”她劝他去想些别的，对此她自己也感到羞愧，因为他的手冰冷，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由此她感觉到，只有这一种思想占据着他，支配着他。她知道，决没有什么法宝，能使他从这个思想中解脱出来。

    在这所房子里，沉默和昏暗从来也没有如此沉重。整个世界上的阴森恐怖都集中在这所房子里了。只有时钟，这个铁制的时间哨兵，还依然一步上一步下地继续不停地走着自己的路程。她知道．时间每走一步，她心爱的人就离她远了一步。她再也无法忍受了，从床上跳了起来，使钟摆停止了摆动。现在时间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恐惧和沉默。他们俩并挨着，默默地躺在床上，心里波澜起伏，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冬日晨潮朦胧，浓重的霜雾笼罩在湖上。他起了床，匆匆穿好衣服，犹豫不决地、慌里慌张地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来回数次。后来他突然拿起帽子和大衣，悄悄开了门。后来他还常常想起当时的情景：他的手碰到冰冷的门闩时抖个不停，怯生生地回头看看是否有人盯着他。真的，那条狗像朝着一个蹑手蹑脚的小偷那样向地扑了过来，然而它认出了他，他在它身上抚摸了几下，狗就温顺地缩了下去，不住地摇着尾巴，想要跟着他。但是他用手把它赶了回去——他不敢出声。随后他就突然从山上的羊肠小路跑了下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慌张。有时候他还停下来，回头看看那座渐渐消失在迷雾中的房子，随即又跑开了，一路被石头磕磕绊绊的，仿佛有人在后面追他，一直向山下的车站奔去，到了那里才停下来，衣服都湿了，冒着热气，额头上汗水淋淋。

    车站上站着几个农民和默默无言的普通人，他们都认识他，都向他打招呼，有的人看来情绪不坏，想跟他攀谈攀谈，可他避开了他们，现在和别人说话他感到又羞愧又害怕，但是站在湿流浪的铁轨前空等着，又使他感到很难受。他不知干什么才好，于是往一台磅秤上一站，掷进一枚硬币，望着指针上面小镜子里他那张苍白的、冒着汗气的脸发呆，他跨下磅秤，钱币咋哈一声掉了下去，这时他才发觉他忘了看数字。“我疯了，完全疯了。”他轻声地喃喃自语。他对自己都感到恐惧了。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想强迫自己把一切事情再明确考虑一遍。可这时他旁边的信号钟敲响了，他猛地站了起来。机车已经在远处长鸣。火车呼啸而来，他跳上一节车厢。地上有一张脏报纸，他捡了起来，呆呆望着这张报纸，自己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他只是望着自己的手，那双拿着报纸不住颤抖的手。

    火车停了下来。苏黎世到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下火车，他知道自己将会被弄到哪里去，他感到这是违背他自己的意愿的，然而自己的意愿很软弱，而且越来越软弱。有时他还想试一试自己的力量。他站在一块广告牌前面，强迫自己从上读到下，以证明自己是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我不必那么匆忙，”他说出了声，话刚在嘴边咕嗜了一下，他又继续往前走了。

    他焦躁不安，心烦意乱，像有一台马达在推动他朝前走似的。他束手无策，环顾四周，想找辆汽车。他双腿在颤抖。一辆汽车从他身边驶过，他叫住了车子，像个投河自杀的人钻进了汽车，说了声：“到领事馆街。”

    汽车疾驶。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奔向一个万丈深渊，汽车飞驶，把他带到他自己的命运中去，然而他从汽车的高速度中却感到一阵快意。听天由命吧，这反而使他心里好受一点。汽车停了下来，他下了车，付了钱，就乘上电梯，电梯一开，机械地把他送到楼上，他又从中感到了一阵快乐。仿佛做这一切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权力，是那强迫他的、从未见过的、不可捉摸的权力。

    领事馆的门还紧闭着，他接了按门铃，没有回音。他感到浑身灼热如焚：回去，快走，下楼去！但他又投了按门铃。里面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役笨手笨脚地开了门。他的穿着寒酸，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显然正在打扫办公室。“您有何贵干？……”他粗声粗气对斐迪南嚷道。“是约我……我……到领事馆……馆来的。”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见了一位仆役都结结巴巴的，他自己也感到羞愧，因而准备回头跑了。

    仆人傲慢无礼地转过身去。“下面牌子上写着：‘办公时间：十点至十二点’，你不认识字吗？”不等他回答，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斐迪南站在那里，全身一阵痉挛，心里感到无比羞愧。他看了看表，才七点十分。“疯了！

    我真是疯了。”他结结巴巴地自语着，像个老人一样颤巍巍地走下楼去。

    两个半小时——这段时间无事可做，真是可怕，因为他感到每等一分钟，他都要失去一份力量。刚才他曾振作起精神，作了准备，斟字酌句，胸有成竹，把整个场面在心里作了预演，然而现在在他和他积蓄的精力之间落下了一道两个小时的铁幕。他吃惊地感到，自己心里的全部热情都化成了烟，要说的话，在神经质的逃遁中相互践踏，碰撞，一句句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他曾经这样设想过：当他到了领事馆，立刻通报给了军事科科长，他和这位科长曾有一面之交。他是有一回在朋友家认识他的，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他知道他这位对手是个贵族，英俊潇洒，八面玲珑，温文尔雅，自命不凡。他喜欢表现得宽宏大量，关心别人，而不以官员的面目出现。这种虚荣心是他们人人都有的，都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外交官，看作可以自己做主的重要人物，所以斐迪南在这里打算这样做：先通报进去，客气有礼，先一般地寒暄，然后就问起他的夫人。那位科长一定会给他让座，并递给他一支香烟，等他的话一停，科长就会客气地问道：“有什么事要我为您效劳吗？”科长一定会这样问他的，这一点很重要，不能忘了。随后他得冷冰冰地，漠不关心地回答说：“我接到一封信，我想去那边到M区去了解一下。一定是弄错了。那时候曾特别宣布我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些话要说得非常轻描淡写，让人马上觉得他对这件事是毫不在乎的。这时科长就会拿出那封信来——他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是熟悉的——向他解释说，这是一次新体检，他一定早已在报上看到过这项要求了吧，即过去退役的现在必须重新报名。听了这话，他依然非常轻描淡写地马上耸耸肩膀说：

    “原来是这样！我是不看报的，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那位科长一定马上就会看出，他对整个战争是漠不关心的，他是自由自在、独立不羁的。当然，科长会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对他个人来说是很遗憾的，可是军事当局以及其他……这时候态度该厉害点了。

    “我理解，”他得这样说。“可是现在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与别人谈好，举行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展览会，不能不讲信用。我已经向人家作了保证。”随后他就向科长建议，或者给他把期限延长，或者由这里领事馆的大夫给他重新作次检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有把握。但从这里开始事情就会出岔子。如果那位科长一口同意，那么无论如何总算赢得了时间。但是，假如他彬彬有礼地，以那种冷冰冰的、敷衍了事的态度，突然打起官腔来，客客气气地对他解释，说这样做就超越了他的权限，是不允许的。这时候，他就要表现得果断。他先要站起来，走近桌子，以坚定的声音，用非常坚定的、不屈不挠的、发自内心的果断的声音说：“这我已经知道了。请记录在案：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我不能立即应召，要推迟三个星期，以尽到我道义上的责任；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我自己承担。当然，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他挖空心思想出了这些措辞，感到十分得意。

    什么“记录在案”，什么“经济方面的责任”，听起来煞有介事，冠冕堂皇。如果科长还要提请他注意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的话，那这时语调就得更尖锐些，并冷冷地将这件事情收场：

    “我懂得法律，知道此事的法律后果。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的最高法律，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我甘愿承担任何风险。”说着匆匆鞠了一躬，中止了这场谈话，向房门走去！领事馆的人一定会看出，他不是工人或学徒，要等别人让走才走，而他却不一样，谈话该什么时候结束，这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

    他走来走去，把这场谈话背诵了三遍。整个构思以及语调他都非常满意。他焦急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来到，就好像演员眼巴巴地等着别人的暗示，好把他的台词接着说下去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他觉得说得还不太妥贴，那就是“当然，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这句话。谈话当中无论如何得有点爱国之类的辞令，无论如何得有一点，以便让人看到，他不是大逆不道，但也并非心甘情愿。虽然他承认——当然仅仅是在他们面前承认而已——其必要性，但并不认为对他是必要的。“对祖国的义务”—一这话太没有文采，耳朵都听腻了。

    他想了一下，一也许这样了。’‘我知道，。祖国需要我。”不，这话很可笑。或者这样说会好些＿“我并不打算逃避祖国的召唤。”这样是好了一点，但对这句话他还是不满意，它太卑躬屈膝了，犹如鞠躬时腰多弯了几个厘米。他继续推敲着。最好还是直截了当些：“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好，这样讲最确切。这句话可以向里拐，也可以向外拐，可以理解，也可以误解。这话听起来简单明了，说的时候口气可以很蛮横：“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简直有点威胁的味道。现在一切都就绪了。可是：他又神经质地看了一下表。时间似乎不愿往前走。现在才八点。

    他面前街道纵横，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于是他信步走进一家咖啡馆。想看看报纸，然而那些字句使他心烦意乱，报上到处都是祖国和义务。这些陈词滥调扰乱了他的计划。

    他喝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接着又唱第二杯，想去一去嗓子眼里的一股苦味。他苦苦地思考，怎样抢在时间前面，同时把这场虚构的谈话的各个零零散散的部分一次又一次地牢牢记在心里。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没刮脸，我还没刮脸！”他赶忙跑进对面的理发馆，把头发理了理，洗了洗，这样就打发了半小时的等候时间。后来又想到，得打扮得像样～点，这在领事馆里是很重要的。那里的人对穷鬼总是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而且大声斥责。但是如果你仪表堂堂，应对自如，风度潇洒，那么他们对你马上就是另一副面孔。这个想法使他感到陶醉。于是他让人把外套刷了剧，就去买手套。在挑选手套的时候，他看实费了一番斟酌。黄的，有点锋芒毕露，而且显得太浮华；珠灰色不显眼，这比较好。买了手套之后，他又在街上游来荡去。他在一家缝衣铺的穿衣镜前端详了一番，把领带扶正。手里还太空，他突然想起需要一根手杖，去那儿的时候，可给人一种顺路而来、随随便便的感觉。于是他匆匆跑到马路对面，挑了一根手杖，他从店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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