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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后来呢,我渐渐发现我看的书宣扬的某些东西并不是很正常,对父母的威严也不再俯首听命,他们所告知我的,并不是全都正确。当我发现了这一点,先是恐惧,后来便安然了。我开始拼命看书,看国外的名著,在书海里找知己。书看得越多越痛苦,因为需要思考更多。
“一个有想法的女娃娃,男生都会被吓到吧?我有没有吓到你?”她微笑着看着我。
我不敢看她,说:“没有啊,你那么优秀,一般的男生不敢高攀吧。在阅读上我跟你感同身受,儒家知识分子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老觉得这话说得太玄乎,立心立命的标准太含糊,其中少了人心,立起来往往是暴力和杀戮,所以我们的历史中充满了血腥味儿。”
“是啊,我父母那一代就是从没有人心的年代走出来的,他们的心智受到了影响,说起来是知识分子,其实离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还差很远”,方笑说,“我读过一部描写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剧本叫《苦恋》,剧本写到迁徙的大雁在天空排成‘人’字,‘人’就该写在天上而不是被踩在地上。”
我表示赞同,说:“可是自古以来总有人喜欢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来凸显自己的优越,因为我们身边知识分子太少了,流氓太多了。在我心目中,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过传统的、普通的书面知识,还有要有敏锐的批判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罗素、汤因比、波普尔、哈耶克那些人,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如今什么狗头教授到处去授课拍马骗经费,还自称知识分子,简直是在侮辱‘知识分子’这个词语。”
“三四十年代,那些人可以称作知识分子了吧?”方笑问。
“他们可以,我记得殷海光先生说过:‘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如果要雕塑一个形象来诠释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的模型必定来自法国、俄国或者英国等欧洲国家,我们本土出文奴,难出知识分子,水土不行啊。但是很奇怪,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种怪现状,民国乱世军阀割据,知识分子反而踊跃得很,历史上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都这样,像一个诅咒。乱世有乱世的格局,治世有治世的痛楚。”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个总结精妙绝伦。”
我点头同意:“知识人就是总结、警示、批判,我们的《潮》不是也在做这个工作吗?”
方笑面色黯淡了:“有件事我只告诉你,我总隐隐约约地担心《潮》的安危,每天都像在走钢丝,心里总觉得杂志会出问题。”
“杂志依附于学校,身不由己,我们做好自己就行了,有的事情成败在天,我们没有办法预料。”
“说得对,没有独立的经济,便没有话语权,你肯定知道储安平先生创办的《观察》杂志吧?”
“当然知道,这份杂志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里面很多文章拿到现在读都不过时。”
“嗯,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跟当年的《新月》和《独立评论》比起来,《观察》还算不上独立,笪移今是《观察》最大的股东,他一个人都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股权,储安平先生虽然很理想主义,但他股东的思想他不能不听啊,不听话可能就没钱花了。”
我叹了口气说:“文人成事实在难,储安平先生那么高贵,那么自命不凡,最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说他是在北京跳河死了,有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有人说他当和尚去了,前几天看到文章说他没死,在美国活得好好的。感觉很扯淡,越描越科幻了。”
“不管他是死是活,人在哪里,至少他的精神留下来了,这不是正激励着我等无知少年勇往直前,开拓进取吗?呵呵。”方笑的声音清澈如泉水,虽然没有付文心的笑声那么清脆,却多了几许妩媚的味道。
笑完她跟我碰了一下杯子,咖啡当酒,一饮而尽。
然后她问我:“假使你只剩下两块钱,你用来干嘛?”
“一块钱用来买烧饼,一块钱用来买一朵水仙花。你呢?”我问。
“我两块钱都用来买水仙花。”
“其实,我也想这样说,但怕你说我太假了。”
方笑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你也有贫嘴的时候。”
我笑笑说:“该下去了,不然那鼻毛男朱真又该批评教育人了。”
方笑又笑起来,像一朵清晨绽放在泉水中的娇艳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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