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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工作上都很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同时，由于是异地任职，思想上没有太多的顾虑，干好事可以没有顾忌大胆地干，但干坏事同样也可以没有顾忌大胆地干。从某种程度上讲，外地干部干起坏事来比本地干部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注重口碑名誉的社会，并且是一个家庭、家族观念都非常强的社会。如果一个家庭在当地口碑不好，或者是家庭里有人干了违法犯罪或伤天害理的事，这个家庭甚至家族的人可能都会因此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或者是低人一等。并且这个影响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代人，完全可能因此影响这个家庭几代人，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会在那个地方生活。而一个外地人，由于只有一个人，即使干了什么违法犯罪或者是伤天害理的事，虽然有“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的说法，但其对干坏事的家庭的影响就比在干部家庭所在地要小得多。外人因为不完全清楚其违法犯罪或伤天害理的事实，他的家庭还完全可能说是被整或者是冤枉。
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问题是客观的，有的问题则是因为干部异地任职而主观造成的。一个外地干部到任后，对当地的人文地理、社情民意、风土人情以及社会发展的前因后果都不清楚，就是熟悉情况，也只是表面的、阶段性的。而对于一个地区的深层次情况的了解必须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往往我们现在的干部急功近利的思想都非常突出，上任一两年时间，就想着得到提拔或者是调整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如果两三年得不到提拔，在思想上就开始松劲，干起事来也更想不到为长远着想。胥忖朱在思想中出现的这种想法，实际上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更何况胥忖朱头脑里一心想的是如何实实在在地确立自己在宁秀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地位，实实在在地捞取一些好处。
就这样，安都大学几十年来与宁秀良好的合作关系，就因为胥忖朱在土地问题上的不让步而被撕裂了。加上宁秀的基础教学质量从八十年代后期就一直下滑，安都大学的教师们自己都是老师，当然更知道如何培养自己的孩子，因为宁秀的教学质量差，不少教职工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宁秀以外教育质量比宁秀好的地方读书去了。但现在每个家庭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孩子，孩子离开父母后，不光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交流少了，非知识性的教育也少了，大家感到这对于孩子今后的成长同样存在问题。本来已经有不少老师向学校口头或书面提出希望学校搬出宁秀，搬到省城或离省城较近的地方去，并且这几年国家教育部正在进行大学教育布局调整，搬离宁秀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这件事，使安都大学的领导们坚定了要搬离宁秀的决心。而安都大学一旦离开宁秀，给宁秀带来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且不要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一所大学，整个城市品位都会下降很多，单就是每年几万学生在当地的消费，就是引进几个产值上亿的企业也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更何况内涵的东西（如因为有安大在宁秀，宁秀的城市品味明显比没有大学的地方高）是无法用产值和效益来衡量的。此事宁秀人民不知内幕，安都大学要搬离宁秀的消息传出去后，宁秀地方也只是片面地讲是安都大学要搬离宁秀，宁秀地方无法挽留。安都大学也不便说是因为宁秀地方不支持不配合，也只好背着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罪名。毕竟一所大学的搬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没有完全搬离之前，很多事还需要地方支持、配合。学校领导也非常清楚，如果在学校没有完全搬离之前就把地方得罪了，那么会给学校带来很多麻烦的。虽然学校在宁秀似乎显得有些志矮气短，但搬迁的进度却明显加快了。
由于知道此事的人不多，宁秀的老百姓都认为安都大学要搬迁是学校的原因，不知道其中还有这样的故事，因此，骂学校的多，骂地方领导的少，骂胥忖朱的就更少。实际上安都大学搬迁，既有学校的原因，更有地方的原因。而地方的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但更多的是地方领导主观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胥忖朱当书记后的做派和对于安大的态度，迫使学校领导下决心搬离宁秀到省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去落脚。如果胥忖朱当书记后，在土地问题上让点步，在服务方面多做点工作，安都大学或许就不会那么快地下定搬离宁秀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