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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广东，下着神经质的雨，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野茫茫一片白。草树吸饱了水，长疯了，墨一样的浓绿肥叶子，地上蒸出裹脚的湿热，全是蛮暴之气。
我们在找阿文。
她是一个吸毒的女人，被捕后送去强制戒毒。戒毒所把她卖了，卖去卖淫。她逃出后向记者举报，记者向警察举报，之后戒毒所换成精神病院继续开，领导都没换。
我们想找到她，但没有地址和电话，最后的消息是三个月前，她曾经在赤岗附近出现。我们去那一带，一家发廊一家发廊地问，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水路。到今天，我最熟的一句广东话还是“阿文有无系呢度”。
开车的本地司机笑叹：“你要能找着她，我明天就去买六合彩。”
找到了阿文家，姐姐说她偷家里的钱太多，已经两年没见到。迟疑了半天，她才说：“她也打过电话来说被戒毒所卖了，我们不相信，没理她。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只好去阿文卖淫的康乐村找。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被几座灰浊的骑楼紧夹着，窄而深，几乎没有光线，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三五个皮条客穿着黄色夹脚塑料拖鞋，赤着精瘦的上身，从我身边挤过去。窄破的洗头店门口，拉着一半的窗帘，女人们穿着带亮片的廉价吊带衫张腿坐着，没有表情地看我一眼，去招呼我身后的男同事。不知道哪里的污水，每走几步，就滴在我的头发里。
每去一次回来，我都得强压把头发剪掉的冲动，不是脏，是一种女人本能的污秽感。但我只不过待几个晚上，阿文必须每天在那里站街。笔录里说，如果她想逃走，可能会被打死。
没人会在意一个吸毒的人的生死。
找不到她，我们只好进戒毒所暗访。好在非典刚过，戴个大口罩也没人奇怪。为了配合录音师呼和的东北腔，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亲戚进精神病院，先来看看。我像个拙劣的电视剧演员，表演过火，话多且密，幸好广东人对我一口山西腔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脏得看不出颜色。怎么说呢？那个味儿。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你，出去！”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们俩都怔住了。
“没事，”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七天了。我们必须走了。但没有阿文的采访，就没有核心当事人的证明。可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她。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图书馆看到过一本旧杂志，封面都掉了，是一个女孩从背后搂着一个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一个十六岁的三陪女，她挣钱养活男朋友，穿圆点裙子，喜欢小猫，发高烧，给妈妈打电话……最后一张，是她躺在只有一张板的床上，月光照着她，她看着我。
看完这些照片，我给编辑部写信，写了一篇评论叫《生命本身并无羞耻》，说我愿意给他们无偿做记者，唯一的期望，是能和拍这些照片的摄影师赵铁林合作。很快我得到机会和他一起去拍孤独症儿童。那时我二十二岁，老赵拿着相机在培训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我要采访的母亲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别人谈我的生活。”我呆头呆脑不知道怎么办。
老赵说：“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着他。
他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们可怜我，让我拍，拍完了，她们请我吃饭。”说完走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跟在那妈妈的后面，她去哪儿我去哪儿，隔着十米左右。她看都不看我，进了一个院子，没关门，我愣一下，也进去了。她进了屋子，我站在院子里头，天慢慢黑了，屋子里垂着帘子，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么，大概在吃饭。约莫一个小时之后，孩子先吃完，到院子里来了，下台阶的时候一个踉跄，我下意识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里玩。
过了一会儿，他妈妈出来，牵着条狗，看着我：“我们去散步，你也来吧。”
回北京之前，我们决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留个信给阿文。她姐不想再见我们，没开门。雨骤然下起来，没有伞，我拿张报纸顶着头，往里张望，她姐在屋子里能看到，一直没出来。
第二天的飞机。晚上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原来不信这事，认为我们想加害她妹妹，看到大雨里淋得稀湿的人，觉得不太像，又去找当地媒体确认我们的身份，找了一天，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
“我也希望她能跟你们谈一谈，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
大家把大床搬开，开始布灯，谁也不说话。
但十一点四十，没人来。十二点四十，也没人。小项安慰我：“吸毒的人都不靠谱。”我不死心，站在酒店门口等着。
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她在我对面坐下，我递给她一瓶水，很近地看着她，年轻人的样子，但低垂的直发下，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乌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腿上几乎没有任何肌肉。
她嗓子喑哑，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重复某些句子。采访差不多凌晨四点才结束，司机听得睡过去了。我不想打断她，这一年多的生活，她一直没机会说，说出来也没人信。她说：“我可以这样厚颜无耻！我都觉得自己厚颜无耻……现在想起来也还是。你可以到那条街上站在那里跟别人讨价还价，不是说卖别人，卖什么，是卖自己呀！那是跟别人讨价还价卖自己！”
她说在噩梦里，还会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穿着从戒毒所被卖出来时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她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她说：“我也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告别时我送她到门口，问她去哪，她犹豫了一下，没直接回答，说送她来的朋友会来接她。说完顿一下，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像是有点愧意，又像是询问我对她的看法。我揽了她一下，这才知道她瘦成了什么样子。她吸毒，偷东西，但她是一个人，她受侮辱，做噩梦，受了她本不该受的罪。
节目播后原戒毒所所长被捕。但有人说：“自从柴静去了新闻调查，节目就堕落到了去拍网站新闻的最底下一行。”意思是你们不去拍时政新闻，却去关心边缘人群，无非为了耸动，吸引眼球。
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
来到“新闻调查”后，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
我们在广西找一个被超期羁押了二十八年的人。看守所在山里，不通公路，要步行五公里。大毒日头晒着，走到一半，豪雨兜头浇下，没遮没避，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鲜红点子。摄像的皮鞋底儿被泥粘掉了，扛着机器斜着身子顶着鞋尖往前走。
他叫谢洪武，父亲当年因为是地主，被斗死了，他三十多岁一直没成家，有天放牛，大喇叭里突然喊，蒋介石投反动传单啦。大队里有人说，看见他捡了一张。从此他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从调查卷宗看，除了一张一九七四年六月由当时县公安局长签发的拘留证外，无卷宗，无判决，无罪名，无期限。
他被关了二十八年。
我们去的时候，谢洪武已经在人大干预下，解除关押，被送到一家复员军人疗养院。关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长满到我膝盖的瓜蔓，漆绿的大叶子上刺手的绒毛，野气森森。地基还在，我拨开杂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宽，不到两米长，刚够躺下一个人吧。这样的牢房有三个，都是关押精神病人的。我问看守所工作人员，这个牢室有窗吗？他们说大约两米高的地方有过一个窗。从这个窗看出去，是另一堵墙。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谢洪武获得六十多万元的国家赔偿。但他年过六十，没有亲人，村里的房子拆了盖了学校，只能在复员军人疗养院过下去，属于他的物品是一只瓷缸子。医生说刚出来时谢洪武的腰弯得像一只球，各个关节都萎缩了，他不愿意睡床上，要睡地上，“由于驼背，四肢肌肉萎缩，躺着睡不着，要坐着才能睡着”。
他二十多年没有与外界说过话，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但医生说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疗养院的服务项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饭，病人的碗都是医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总洗得干干净净才送去。采访的时候，我给他一瓶水，他小心地把一半倒进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递给我，让我喝。
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毛主席”三个字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的膝盖，中间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个，空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
旁边的人说，这是当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这个牢房里头，没有出来过，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大便小便也在里面，他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我采访看守所所长，他说：“都说他是神经病，再说他也不喊。”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关押，所长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只是谢洪武当年是“管制对象”，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认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
我问所长：“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张拘留证，你不关心吗？这个人为什么被关，为什么没放出去？”
“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为什么不关心他呢？”
“我说了，没有那个精力，不问那个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么说，好像合法一样。以前几个所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我上来还照样。我又管这么一摊子，管他们有吃有喝，不冻死、饿死。早没有想，如果想了早就处理了，有那么高境界，我们早就先进了。”
黄昏采访完夕阳正好，谢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疗养院规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员拉来一批椅子，让老人们整齐地背对满天红霞坐成一排，谢洪武弯在藤椅里直视前方，看上去无动于衷，没有意愿。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换成另一个方向？”
他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换了。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我说：“确实是要拍他们了。”
他愣一下说：“这节目我看都不要看，恶心。”
旁边有人听到了，脱口说：“你要去采访同性恋患者？”
有朋友说，他喜欢《费城故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我问：“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再不理这人。“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二十一岁的大玮说，“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有血液传播的，吸毒的，还有嫖娼的，同性恋是最底层的，最被人瞧不起。”
“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他担心会有麻烦。
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
他的话不多虑。
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医生说，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
没有用。
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那个母亲说：“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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