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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亲，他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军人，1954年调任海军任职，应该算个大官儿。因此从我的出身看，我应该算个标准的干部子弟。可偏偏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别说我打小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并且中学以后还常跟胡同的孩子们一起跟‘院派’们干仗，说实话，连我自己也分不清我究竟该算那一拨的……”
“怎么会？”这次轮到陈力泉表达质疑了。
“怎么不会？我父亲的原配夫人在解放前就死了，他是建国后娶的我母亲。而当时他已经有了五个子女，在我那些哥哥姐姐们眼里，我的母亲根本不应该进这个家门。就因为家里一直不消停，后来我妈有了我以后，我父亲就把我和我妈单独安置在西城区的一个四合院里。就这样，我自小到大都是住在胡同里的，从没进过一步‘海军大院儿’。”
“从我有了记忆以后，一直的感觉就是我父亲工作特别忙，根本不怎么露面。我母亲在文工团工作，还总要陪父亲出差和出席各种会议活动。所以，他们很少跟我在一起，其实等于是我家保姆把我带大的。”
“我家保姆是京城本地人，夫家姓冯，家住在西四，从不到五十岁就来到我家帮忙，我叫她冯奶奶。她是因为儿子出了车祸成了残疾人，才出来做保姆的。她还有个小孙女儿，叫冯娟，和我差不多大，因为儿媳妇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儿子忙不过来，就常带过来和我一起玩。而一直以来，哪怕冯奶奶回家，我也要跟着。说实话，她们一家人对我来说，比我的父母更像我的亲人。”
“再后来到了‘运动’时期，我父亲是第一批倒台的，我母亲和他一样，就都被看管起来了，两个家也都被抄了。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我那些哥哥姐姐们也自顾不暇。当时年已六十的冯奶奶见我无处可去，就把我领回了家，他们一家对我甚至比那个小妹妹还好。到这会儿，我也就和胡同里的孩子完全没区别了。”
“你们应该知道。城西大院儿挺多，除了‘官称’的‘空军大院儿’，‘海军大院儿’，‘计委大院儿’以外，还遍布着国（务）院，铁道部，二炮，广播局（广电部），华北局，建工局，计委，建委，财政部，轻工部，建工部这些林林总总的部委宿舍。于是，西边的胡同孩子和这些大院里的孩子打架根本是家常便饭。”
“何况那帮大院儿坏坯子也多。那些小子花花肠子不少，没事总四处寻摸‘拍婆子’。再加上冯娟长得挺漂亮，就更容易招事。于是为了保护这个妹妹，我自然就拿起了菜刀。”
“你说的有一点没错，胡同里孩子大多都挺仗义，肚子里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儿，只要跟‘院派’干仗，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不少人会自发帮忙。所以我不但没吃过亏，还交了不少朋友。这么一来二去，我也就正式成了和‘院派’对擂的‘玩闹儿’一员，跟胡同里的那些哥们儿呢，反倒成了铁子……”
话到此时，一干听众全都面面相觑。杨卫帆的经历要从逻辑上讲，绝对可信，但也够另类的。要较真非作出个区别，说他到底是‘院派’还是‘玩主’，那谁也做不到。
洪衍武不由悻悻地说，“那你……你现在是连长了，你父亲应该是官复原职了吧？你还和胡同里的那些孩子们来往吗？”
这话却让杨卫帆苦涩地一笑。
“你其实是想说‘富易妻，贵易友’吧？你提起这件事来，让我更别扭。是的，‘九一三’之后，我父亲就成了第一波复出的干部，恢复了工作。那么我们家也就恢复了旧日的光彩。本来我也要跟大伙一样去下乡插队的，这就不用去了。而且经历过这场波折，家里人之间矛盾也缓和了不少。我妈就把我从冯奶奶家接回了大院儿。”
“但这之后，就全他妈变味儿了。不知为什么，除了冯奶奶本人，冯家人对我一下就生份起来。我再去看他们，只有客气，竟没有亲近了。都把我像大人物一样对待，就连那个妹妹冯娟也是一样。”
“我那些过去的朋友就更别提了。大部分人见我变得十分冷漠，敬而远之。一小部分则拼命巴结，托我给他们办留城，办参军。有的给他们办成了，他们竟又托我办别的事，有的没办成，他们背后就牢骚满腹。最后，我实在应付不过来，就只能找托词敷衍。其实我为这事没少和家里闹别扭，背地里也没少使劲，可最后还是落了个里外不是人。”
“至于大院的那些孩子，我后来倒也认识了不少。可第一，我跟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他们玩过的、看过的、热衷的、崇拜的，我和他们找不到一点共同点。第二，他们之间特别喜欢比爹，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都是靠爸爸的职务决定的，谈起军职来头头是道。尽管见我都是笑脸相迎，称兄道弟。可我也清楚，很少有人是真心实意的……”
听到这儿，洪衍武和其余几个人不由面面相觑，大家都滋味复杂地，叹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