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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智问耿家辉：“我感觉金陵人说话口音比杭州人重，性情也比杭州人野，不知是不是这样？”
耿家辉憨厚地笑道：“口音重是肯定的，但性情是不是更野我不知道，但我感觉杭州人更细致狡猾一些。”
大家哄笑，连不苟言笑的姚先生都被逗笑了，他便讲述金陵和杭州历史，它们的形成和成长轨迹，虽然曾经都是都城，但因为地理位置和朝代烙印的不同，因此留下了不同的文化痕迹。杜玉清听得频频点头。她最喜欢姚先生这样的讲学，能把她支离破碎的知识都串连在了一起，慢慢构建起自己的体系。
半山寺如今香火旺盛，据说当年的半山园可是十分简陋，连围墙都没有。元丰七年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苏东坡路经金陵，就是在这里拜访了大病初愈的王安石。苏东坡与王安石，一个是因反对新法而经历了四年磨难的旧党中坚，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曾经的朋友，曾经政敌就这样相会了。
姚先生问：“你们说说看，王安石和苏轼，谁的历史功绩更大一些？”
这真是一个好大题目，几个弟子面面相觑，思考片刻后各自发言。有的从作人来说：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还是苏轼可爱豁达些，他能主动探望昔日迫害自己的政敌，如果换位到王安石未必做到。还有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马上就有人反驳，说：当年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命悬一线，王安石还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东坡得以免死出狱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的说：两人分属两个政治营垒，立场不同，但都不抱着个人恩怨，比起现在的人挟私攻讦高尚得多。又有的人不同意，举例说因为苏东坡的忠鲠谠直，上书例数改革的不当之处，王安石则把他视为隐然的强敌，欲驱之出朝廷而后快。
有的从政治作为来说：王安石的改革的出发点挺好，但步子太急，任用的人也不行。而苏轼仗义执言，不以党派做违心之言，中正公道，而且对朝廷政事保持着永远的热忱忠心。比如在这次拜访中苏轼仍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他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心灰意懒的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东坡又劝他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这才动容地答应了。
听到学生们这些观点，姚先生并没有做出评判，他说：“社会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不可只从单一的角度去衡量。但不论社会怎样变迁和发展，其中的人性基本都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但历史的悲剧一再发生的原因。”
众人点头，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那你们说说看，一个人功过该如何评价，比如苏东波的一生是否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