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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渊之知道这位同年是不明白人，但还是十分惋惜，当时问他：“你寒窗十年方有如今这地位，你放弃了岂不可惜？”
同年苦笑答道：“如今宦官掌权，朝廷以后会越来越黑暗，卑躬屈膝同流合污我做不到，仗义执言我又怕丢掉性命，为今之道也只有归于田园，靠经商养活自己。至于可惜，我倒不觉得，我想即使作为商人也可以为朝廷为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范仲淹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现在只不过是退一步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商人而已。”他突然笑起来，促狭地对杜渊之说：“你不会也瞧不起商人吧？”
杜渊之倒没有这方面的歧视，否则就不会同意阿杏去经商了，不然女子就没有其它做事的出路。但他总觉得作为有志男儿还是应该读书入仕从而才能匡扶天下，他当年就是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决心而读书的。
同年笑道：“这个社会有多少人能够算作是‘达’？绝大部分的人还不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恕我直言：心怀天下固然很好，可是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抱负就让你的妻儿父母跟着你受苦挨饿，况且现在是什么世道？现在有的人口口声声都是讲国家，先国后家，可是如果你不能首先尽到家庭责任，如何能尽到国家责任？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这下杜渊之就有些愣了，尽管他非常照顾家人，但也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同年有些亢奋，显然平时他很少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他喝口酒继续说道：“生在这个俗世我们就应该做个俗人哪。我家世代经商，我小时候非常瞧不起家里人事事以利益来计较的做派，后来我父亲给我上了一课，振聋发聩，真是把我从云端拉回了现实。我父亲说：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商人，都可以用利益来衡量和解释所有的事物。他说：做官是天下最核算也是最具风险的买卖，也许是一本万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许就是血本无归了。从他开蒙到秀才、举人、进士，家里要为他投入多少钱？一年往少里说就算二十两好了，就算他幸运，四十岁中进士，这花费就是总共就是六百两，做到了四品官阶月俸是二十四石，一年是二百八十八石，才约合六十五两银子，他要花十年的时间才能把家里供养他的钱给赚回来。可是这月俸他还要供全家吃饱饭，供日常开销，还要延请师爷，要打点上司，要应酬往来，还要买田娶妾.....如何够啊。在做知府之前他还要在翰林院熬几年编修，甚至因为没有门路在哪里坐冷板凳，没有下属冰炭孝敬，靠着可怜的俸禄贫寒度日。你说，他一旦成为为政一方的官员，还不得加紧把家里以前借的钱和家里给的垫付给赶紧收回来呀？即使他想廉政，他也经不住家里人的压力，那些都相当于家里和别人在他身上的投资啊。
为什么大贪污官员往往很多是出穷苦人家的出身？因为从小穷怕了，没有见过银子啊，乱花迷人眼，浅草没马蹄。一旦有机会就不论大小都敢往坏了揣，因为眼界低，贪污受贿的代价就低。而富裕家庭的子弟从小在锦衣玉食中长大，他起码眼界高一些，不容易在小钱上栽跟头，可能考虑的就更长远一些。这不都是用利益来衡量的商人吗？不过利益谋得是大是小，是远是近的不同而已。你可能不同意，毕竟还有一种为国家鞠躬尽瘁的高尚的人，可是他们计较的国家、百姓的利益不也是利益吗？所以我说凡事皆是生意，但格局不同而已。司马迁说的深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杜渊之陷入了沉思，同年的说法虽然没有让他完全信服，但多少打动了他。
所以杜玉清来和他商量做蔗糖的生意，杜渊之思忖片刻就答应了。这其中固然有同年影响的关系，还有一种为家人的考虑。当初戴铣、蒋钦被杖毙，他便意识到自己可能也有这一天，而现在政治气氛的压抑，使他有种危机越来越紧迫的感觉，他做好了为了自己理想牺牲的准备，但在此之前一定要尽力给家人一个保障。于是他不仅同意杜玉清的计划，还派常胜亲自去执行这个计划。拿了杜玉清所有备用的钱和四舅舅他们一起回泉州办理此事，不仅买下了甘蔗苗，还买下大批土地用来种植甘蔗和菠萝等作物。
后来杜玉清才知道，父亲派常胜去的原因是联合当地官员一起合作。糖是朝廷专卖，没有当地官员的支持，他们根本做不了此事，所以那人就是叫价两千两也没有人敢买，弄不好就是血本无归，甚至家破人亡。而杜渊之让常胜说动当地官员参与，不仅可以保障杜家生意的顺利，还可以让这些官员个人和政绩都受益，缴纳更多的税，对他们的政绩十分有利。
常胜一直到来年的二月才带着第一批蔗糖和一批海产品回到了杭州，整个人又黑又瘦，让人简直认不出来。他说福建虽然物产丰富，但实在太热了，让人受不了。
因为常胜的满载而归，杜家又开了一家卖杂货的南北货行，尽管十分低调但生意旺盛得超乎想象，杜家由此很快积攒下万贯资金，进入了真正的商业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