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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淮西叛乱之际，长安告急，调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陕西乾县）避难，下令泾原节度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驾，士兵不满朝廷给养，因“粝食莱啖”而叛，史称“注原兵变”。
叛军推举罢归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长）朱泚为王。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建号应天，率兵围攻奉天。
德宗因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师勤王，朱泚乃从奉天退至长安。次年六月，唐将李晟率神策军收复长安，朱泚西走，其部将斩之降唐，“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从历史时序上看，征收茶税在前，“径原兵变”在后，德宗回到长安时已是兴元元年（784），因此，德宗征收茶税为起因是“四镇之乱”而非“泾原兵变”。
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年（755），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统治，约一个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显著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
茶叶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迅速发展。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宫富邸和东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
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达，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宫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赐大臣，进茶成为官廷礼仪，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变出走奉天，韩滉遣使运粟帛入关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夹练囊缄茶未，遣健步以进御”。
社会对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种植，发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产。“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农种茶的目的转向商品交换，茶在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发达最典型的商品化生产，为封建王朝征收茶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时征收茶税只是权宜之计，但这却开了历史上茶叶征税的先河，后世也纷纷效仿。
唐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全国分裂割据，导致茶法各地不一，但是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都放松了对茶的征税。
到了宋代，茶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时期，全国各地上至皇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之间，皆盛行饮茶之风，全国的茶叶生产量也较唐代翻了几番，此时在兴起的榷茶制度下，茶农茶商所获茶利较以前大为减少，茶税可谓是变相的增加了。
明代时茶政以榷茶易马为主，收税为辅。
明代官吏对茶农需索苛刻，人民亦受很大苦楚。周亮工《闽小记》：武夷产茶甚多，“黄冠（农民衣服）既获茶利，遂遍种之，一时松栝樵苏都尽，后百年为茶所困，复尽刈之。”“黄冠苦于追呼，尽斫所种武夷真茶。”当时武夷山有一首茶歌说：“茶兮尔何知，乃以尔故灾黎元。”武夷山茶叶生产之所以衰落，乃是苛征茶税、迫害茶农的结果。
到了清朝，茶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减小，至清朝后期，由于外强侵入，国内爆发农民起义等战事，战争赔款及军费开支都使清朝政府财政吃紧，朝廷被迫通过加重赋税来解决危机。此时各地任意设卡征税，一物数征，运销越远税额越大，这使得茶农和普通民众的负担异常沉重，茶叶流通严重阻滞，茶园茶庄大量荒废，茶至此走向了一个衰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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