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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下发了《保民训要》，要求各地严格执行，这个所谓的《保民训要》，其实就是对保甲法的加强，其加强了村镇耆老和里正的权势，要求他们严格管辖村镇的户籍人口，禁止人员随意流动，总体说来，《保民训要》是对百姓更加严格的管控。
《保民训要》据说是顺天府府尹刘宗周提出来的，其提出的原因是陕西大量出现的流寇，以及后金鞑子入侵关内导致大量人员迁移，这些都导致村镇耆老和里正对人口户籍管理失控，府州县衙门更是无法弄清楚情况。
尽管没有看到《保民训要》的内容，但吴帆徽对大名鼎鼎的刘宗周却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刘宗周可谓是明末的大儒，对儒学研究有着非凡的成就，其提出的慎独观点，就算是几百年之后，还是存在不小的影响，也被证明是加强个人修养的最好理论之一。
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儒，却提出了比保甲法更加严厉的《保民训要》，试图将百姓牢牢圈禁在本村本镇，试图通过《保民训要》来消除流寇，消除狼烟四起的土匪，这岂不是缘木求鱼，不可能有丝毫的效果吗。
当然目前的情况之下，想要刘宗周提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北方的灾荒，解决流寇和土匪的问题，那也是不实际的。
因为知县尚未到任，米脂县没有强力推进《保民训要》，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延安所辖各地，基本都不可能推行《保民训要》，一方面大量百姓沦落为流民和饥民，不少人加入到流寇队伍之中，另外一方面，大规模的饥荒依旧在各地蔓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让庄户人家留在本村本镇，那就是要他们活活的饿死。
吴帆徽知道，这个《保民训要》在北方和中原等地根本就无法彻底推行下去，最终会沦落为一纸空文，不过皇上和朝廷肯定不会想到，他们拿来严格管控百姓的《保民训要》，倒是成为了府州县衙门某些人敛财的又一个工具了。
府州县衙门的户房，可以从严格管理户籍人口的角度出发，重新开始对人户的清理，一些想着解决户籍的人，通过贿赂，就可以趁着大清理的时间落户，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和历史，都随着重新落户而购销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令行禁止成为一句空话。
也是因为新任的知县尚未到任，吴帆徽从县衙知道了更多的事情，让他最为吃惊的还是府州县衙门巧立名目征收的多如牛毛的赋税，而这些赋税的承担者，就是贫瘠的百姓。
譬如说延安府衙，在流寇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征收了所谓的安宁费，而当朝廷派遣大军前往陕西剿灭流寇的时候，巡抚衙门接到了府州县衙门粮草告急的文书，为了解决大军的开销，设立了剿灭费。
细细算起来，各种巧立名目征收的赋税，多达十余项，且这些赋税的总额，远远超出了朝廷规定的赋税，而且各级衙门在征收赋税的时候，首先就是征缴地方确立的诸多赋税，接着才是朝廷规定的赋税，万一征收的数额不够，那就再次写奏折叫苦，说是地方上遭受了灾荒，根本就无法征收到足够的赋税，反正法不责众，各地方都是如此，朝廷也不可能惩戒某一个人。
更加可恶的是，因为陕西大规模的灾荒，朝廷实际上已经免除了不少地方的赋税，这是皇上下旨明确的，但各级衙门充耳不闻，依旧征收赋税，让走投无路的百姓，最终选择了暴动，选择了造反。
这些事情，县衙里面那些资深的吏员是知晓的，毕竟绝大部分的事情都要依靠他们做，不过这也是绝对保密的事情，不能够让百姓知道，据说澄城县知县张斗曜被流寇斩杀，也是因为强行征收赋税的事情，而且一些本不该流露出去的消息也散布出去了。
穿越快两年的时间了，吴帆徽终于知道了背后不少的东西，尽管他与前任知县卢为标之间的关系算是不错的，可卢为标压根都没有说到这些事情，若不是卢为标高升到京城去，很多的事情他还是不会知晓，仅仅凭着历史书籍的记载，很多事情是不明确的。
看来流寇的出现，不仅仅是天灾，这里面还有人祸，老百姓的确是老实的，要不是被压榨的干枯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了，要不是心中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了，他们是绝不会造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