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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入台之后大力发展经济，基隆、宜兰、桃园等县大力发展集体农庄，在发展集约化种田之余，大规模发展畜牧业，建设果园、茶林。
同时，各县乡还兴建了大批的樟脑厂、小煤矿、家具厂、皮革厂、小水泥厂、农具厂、水果、肉禽蛋处理厂等，数百个、上百种乡镇企业，以满足台湾地区人民群众的需要。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品的流通，穿越团队在沪尾设立自由港，进一步加速了北台湾商贸的发展。
台北北城区北面是基隆河，西面是淡水河，大明朝在关渡设立了海关税所，所有进出淡水河和基隆河的货物全从台北西城区经过，大稻埕周边地区因此也就成了重要货物集散地。
茶、樟脑、硫磺、煤、染料等土产在这里集中之后运出，输进的日常用品入关之后，也在这里分散运往北台湾各地。
明军大力开发新城区，更是带动了大稻埕一带的城市发展，原本荒凉的大稻埕周边地界已经成为全台湾最热闹的街市。
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稻埕商贸公司董事长林佑藻爬上了高高的望楼。
“呵呵！呵呵！~~”
看着淡水河上往来的船只纷纷停靠在大稻埕码头上，林佑藻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幸亏自己当机立断，否则就是和黄龙安一样的下场。
看到自己的死对头给大明改成了股份制公司，林佑藻心中很是忐忑。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大明财政部把下郊也改成了股份制企业。林佑藻听说顶郊有五成股份归大明，他也想送出五成股份，最终大明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入股，获得了大稻埕商贸公司三成的股份。
林佑藻对大明朝佩服得是五体投地，不说文治武功，光凭大明朝这商业运作的手法，就让他大开眼界，心悦诚服。
大稻埕东门外，新建的台北北城区在短短数日内，俨然成了繁荣的都市区。房屋之齐整、道路之平坦、市井之气象却是前所未见，热闹程度远远超过了大稻埕。
林佑藻他是铁了心要投效大明。下了望楼，他找来林佑民等人商量，打算拆除大稻埕庄的围墙，请台北衙门进行统一规划，让大稻埕与北城区连成一个整体。
大明朝在大稻埕、艋舺之间开设台北市，只建城区却不筑城，这让很多人感觉不是很安全。大稻埕虽然是土围子，防匪防盗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人立即提出异议，“咱们是不是再等一段时间再说，听说英咭唎、美利坚夷人的军舰今早已经杀到淡水河口！”
“这个无妨！”林佑藻笑了，“听衙门人说，夷人此次前来，非为挑衅，只为贺喜沪尾自由港开埠。”
沪尾是在十二月十日正式封区的。
封区之后，沪尾自由港进入试运行阶段。所有外来货物进入沪尾一律免交关税，只适当收取码头使用费、仓储费，以及交易契税。
各国商船只顿时蜂拥而至。沪尾油码头一带，来往进出人流极多，吆喝声此起彼伏。开埠的喜气还没有过，租下仓库门面的商人们都憋足了劲，花样百出的吸引来往客商。
这个时候西方世界以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倾销商品的大市场。上海、香港等地聚集着大批的投机商人，他们不远万里从欧美运来了大批的货物，认为能够大赚一笔。然而这些努力大多是失败的。
就在这些西方商人意气消沉的时候，突然听说被鞑靼人消灭的大明朝又复活了，这大明朝军力很强，支持自由贸易，并且在台湾沪尾开设了自由港。这些冒险家眼睛顿时发亮，带着货物奔向了沪尾。
欧美的钢铁、机械、纺织品等物资原本是经过香港转口，然后再输往东亚各地，现在大批商人直接就奔往台北，在沪尾开设商行，香港的大宗商品交易顿时有些萧条。
12月15日上午，包令站在窗前，看着有些清冷的香港码头，心里很不是滋味。
包令早年追随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笃信边氏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曾两度当选为议员，宣扬“天赋人权”，自称为“和平的最热烈倡导者”。他还自己经营商业，大量投资在威尔士南部的钢铁工业。
包令学问广博，但就政治立场而言，他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派分子。当其在竞选失利，投资失败的情况下，包令借助英国自由党上台的契机，来到中国，先为驻广州领事，后又接替代表温和政策的文翰，当上了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商务总监、香港总督。
当时，在英国本土是现代政党制度勃兴的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交替主持内阁，掌管内政外交。英国的内外政策在不同的内阁当政时期常表现出不同的政党倾向。
保守党的对外政策相对比较温和，对扩张并不热心。自由派代表则是典型的“炮舰外交”，一旦有机可乘，就毫不犹豫地出动“炮舰”，为英国谋取新的利益。
但是,英国政府当时也越来越不愿意使维持殖民地的统治成为其财政负担,因此对占领新的殖民地有所顾忌。一种不直接占领土地、但却控制其经济的“非正式帝~国主义”端倪初现。
包令来华的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想办法挑起事端，用“炮舰”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满清政府全面改变锁国的政策，为英国商品开辟更多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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