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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日陈真很少记起往事。他自己常说人不应该回想过去，只应当想到现在，想到将来。事实上他果然做到了这样。可是今天在吴仁民的这一番举动以后，那些久已被埋葬了的往事竟毫无原因地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他仿佛看见了那个白衣少女，那个代替了他的死去的母亲、第一个给了他以女性的爱的女孩。她曾经和他过了多少个梦景般的月夜。她是他的小母亲，她是他幼年时代的唯一的保护人。她把那个和专制的王国一样的富裕旧家庭所涂在他身上的忧郁与黑暗给他完全洗掉了。她给了他以勇气来忍受一个小孩所不能够忍受的痛苦。她告诉了他许多美丽的事物。他第一次知道关于电车的事也是她告诉他的。她那个在日本留过学的父亲常常对她讲他从前乘电车消遣的故事。“将来姐姐会带你到那里去坐电车，看房子走路，看树木赛跑。”在他哭的时候她常常这样安慰他。他叫她做“姐姐”，因为她比他大四岁。在他十一岁的光景，这个和他有点亲戚关系的邻家少女死了。别人告诉他说她死了，而他所知道、所看见的却只是在故乡某山上她的小小的坟墓，一个小小的石碑和几株小桃花。她睡在她母亲的坟墓旁边。从此这个可爱的少女就消失了。她的爱抚，她的关心都跟着她的身体一起消失了。他当时并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别人只告诉他：死就是升天，她是到天上去了。这升天的话曾经给他造成了许多美丽的梦景，一直到后来另一些事情和另一种生活使他完全忘记她的时候。于是许多的年代又过去了。
现在无意间他又把她从坟墓中挖了出来。这时候他才明白他并没有完全忘记她。她还是隐藏在他的深心里。她从坟墓中出来，并不是一滩臭水，一堆枯骨，她还是一个活泼的少女，尤其是那双温柔、慈爱的眼睛一点也没有改变。她还是他的她。她并没有死！
“她怎么能够通过这许多年代而来到我这里呢？她还是像从前那样地爱护我，安慰我吗？她是不是看见我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沿，特地来拯救我呢？”他在迷惘中这样自语着，然后又否定地说道：“不能够，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她了。我现在只有勇敢地向着死的路走去，死的黑影就在我的前面，我迟早会让它带走的。”他又问自己道：“我为什么要露出悲伤的样子呢？难道我还害怕死吗？我的身体内的一部分已经开始在腐烂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踏进永恒里面去了。她的爱对我还能够有什么帮助呢？我迟早要离开我们的斗争，我会撒手不做任何事情，朋友们会继续生活，奋斗，争闲气，闹意见。然而我要去了，到坟墓里去了。我的写过许多篇文章的手会腐烂成了枯骨，我的作过许多次激烈演说的嘴会烂掉下来，从骨头架子里会爬出许多蛆虫。别人会掩着鼻子走过我的身边，或者用脚踢我的骨头。从此再没有人提起陈真这个名字，好像我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即使有人提到这个名字，也会批评说：‘陈真这个傻子，他只顾盲目地乱干，白白地摧残了自己，真死得可怜！’或者也会说：‘陈真是一个革命家，然而他现在死了。他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了。我们应该忘记他。’这时候她的爱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已经是一个无可挽救的人了。”
于是他的心又起了剧烈的阵痛，他用手去揉胸膛，但也止不住心痛，好像有一把刀在慢慢地割他的心。他喘着气，他咳着嗽，他靠在电杆上咳了许久，好容易才缓过一口气来。他就站住不走，把他的纷乱的心镇定了一下，他渐渐地又提起了精神安慰自己道：“管那些事干什么？便是死在目前，活一天也要干一天的事。”说罢他又迈步往街心走了。
他走过热闹的街市，又走过清静的马路，一直到深夜他还在街上走着，因为他的住处比较远，而他的脚步又下得很慢，并且不得不因咳嗽时时站住。
他已经走近他的住处了，只差了两条马路。他进了一条僻静的马路，依旧慢慢地走着。他时时抬起头让月光抚摩他的烧脸。他的胸膛里似乎放着一个又热又辣的东西，他的喉管好像被一只手在轻轻搔着。他想咳嗽，但又咳不出来。
周围没有声音，也没有行人。他把他的全副精力用来忍住咳嗽，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渐渐地一辆汽车从他背后飞驶过来，没有大的响声惊动他，车夫也不按喇叭。等到车子逼近他的时候，喇叭突然大声地叫了。
他吃了一惊，并不回头去看，本能地往路旁一跑。不知道怎样他的脚一滑，把他的瘦弱的身子摔倒在地上。他待要努力爬起来，汽车却轻轻地在他的身上驶过去了。一阵喇叭声压倒了他的哀叫。汽车夫马上增加速度开着车跑，好像害怕他会爬起来追上去一般。车中两对时髦的男女，他们坐汽车在马路上兜风。他们坐的是轿车，而且正在车里调笑，所以没有注意到外面的事。那个年轻的绅士问汽车夫，汽车夫回答说：“不要紧，辗死了一条狗。”
陈真仰卧在地上，一身都是血。他已经不能够发声，除了那低微的喉鸣。颈项以下就不是他平日的完整的身体。只有他的头还没有改变。黄瘦的脸上涂了一些血迹，眼睛微微闭着，上面失掉了那副宽边眼镜。
死来了，但并不是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死着一个健康的人的死，并不是一个患着剧烈的肺病的人的死。从他那血肉模糊的尸首上看来，别人决不会知道他是一个垂死的肺病患者。
夜静得听不见一点声音。月光温柔地照下来，抚摩着陈真的渐渐冷了的瘦脸，一直到巡捕走来发见他的时候。
第二节
在一个会馆的义地上，人们葬了陈真。天落着微雨，土地是湿的，眼睛也是湿的。周如水和李佩珠两个人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工人盖了最后的一撮泥土。黑漆的棺木完全看不见了。陈真完全埋在地底下了。
“仁民，你说几句话呀！”周如水拭着眼泪抽泣地说。“这一向来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吴仁民沉默了半晌，一面用手揩干他的粘着雨珠的前额。他把眼光在那许多长了野草的坟墓上面扫了一下，忽然有一种异样的痛苦的感觉刺痛着他的脑子，他愤然答道：“我有什么话好说？陈真的死不是用话可以哀悼的！”这时候在他的耳边响起了一个熟识的声音：“我活着的时候，我不愿意看见大家再闹意见。”他知道这是什么人的话。他的脸上起了一阵痉挛，他第一次感到了比针刺还要厉害许多倍的心痛。
在他的旁边李剑虹开口了：“陈真时常梦想着一个殉道者的死，万料不到他却死在车轮下面，做了一个不值得的牺牲。……然而失掉了他，我们却失掉一个如此忠实、如此努力、如此热情的同志。像他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他的死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一个绝大的损失……”他的枯涩的声音微微战抖起来。他的左手捏着他的女儿李佩珠的手，他用右手揭下头上的草帽，露出他的秃顶。他深深地俯下了头。
众人继续沉默着，直到一个瘦长的学生叫起来：“我们回去罢，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处。”
“好。走罢，我们的哀悼是在心里，不在乎形式，”李剑虹说。
“好，再不走，雨会落大了，”周如水依旧带悲声地说。他忽然注意到李佩珠的头发上积了不少的雨珠，快要沿着鬓脚滴下来了。他便毫不踌躇地揭下自己头上的草帽递给她，一面说：“佩珠，看你的头湿得像这样，你拿我的帽子遮遮雨罢。”
李佩珠微微一笑，摇摇头回答道：“周先生，谢谢你，我用不着，我们就要回去了……”好像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她咽住了似的，她跟着她的父亲转身走了。
吴仁民走在最后，那个叫做方亚丹的瘦长学生忽然在前面掉过头来对他说：“仁民，你忘了陈真罢。人死了，他的责任也就尽了，我们不要再去想他。你应该记得人们常常说的那句话：‘人死了，思想还活着！’我们不要再哀悼陈真了，在我们中间已经没有陈真这个人了。”
“但是你就从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也会像他这样地躺在泥土里，别人会在你的坟前说：‘我们中间已经没有他这个人了’吗？你说，你能不能忍受这个？”吴仁民抬起头用愤激的眼光看方亚丹，疯狂似地问。“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
“你的问题？”方亚丹惊讶地问。“这个意思我不大懂。快点走罢！为什么老是说死人的事？他们已经走远了！……你为什么不戴一顶帽子？你的头弄得这样湿！快点走罢，再迟一点恐怕会赶掉一部公共汽车。”他说着便大步向前走去。
他们两个走到汽车站时正来得及上汽车。车里挤满了人，已经没有座位了。车身颠得厉害。一路上周如水不住地和李佩珠谈话，李剑虹和方亚丹有时候也插进来说几句。只有吴仁民沉默着。
汽车到了终点，众人陆续下了车。周如水跟着李剑虹父女搭电车回去。
“仁民，你回家去吗？”方亚丹问。
开始在微雨下面大步走着的吴仁民掉过头看了方亚丹一眼，迟疑了一下，才默默地点点头，站住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搭电车？……我也要到你家里去，我要去拿一本书，你前天答应借给我的。”
“好罢，我们一路走，”吴仁民答应了一句，这好像是一声长叹。
电车在他们的面前停住了。他们跟着别人上了车。于是电车又向前走了，向着那些长的街道，热闹的和僻静的街道驶去。
他们从电车上面下来，雨还没有住。他们大步走到吴仁民的住所。吴仁民开了后门进去，走上楼，又开了自己房门上的锁。两个人进了二楼前楼。
吴仁民脱下打湿了的西装上衣，挂在墙上，自己就往窗前一张沙发上面一躺，接连吐了几口长气，现出十分疲倦的样子。他马上又坐起来，燃了一根纸烟抽着。
方亚丹在桌上的书堆里翻出了他要找的那本书，英译本的妃格念尔的《回忆录》①，把它挟在腋下，正打算走出去，忽然注意到吴仁民的神情，便关心地问道：“仁民，你怎样了？”
吴仁民并不回答，只是喃喃地念着陈真的名字。他抽完一根纸烟把烟头抛了，又燃了一根来抽。
“陈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像他那样热心、那样能干的实在不多！”方亚丹感动地称赞道，但是歇了歇他又加上这几句：“然而他已经死了。我们应该忘掉他，我们会有更多的新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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