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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金沐晨还没怎了留意这玉柱的顶端，因为以前隔着玻璃看过去，只是能看到这玉柱的顶端有那么一层土沁黄色的玉皮，金沐晨还以为是雕刻师傅专门留的玉皮。
再加上当时光色昏暗，和装玉的盒子的反光，也看不太清楚玉皮上面有没有雕花，当时他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这玉柱的主干部位了。
可是现在当看清楚这玉柱下面的印章刻字之后，他就不这样想了。
把玉柱翻过来，在那处强光手电照射这玉柱顶端的土沁黄色的玉皮，果然看到了这玉皮上雕刻的图案。
只见这土黄色的玉皮上面中间阳雕八挂中的“干”字，而两边则是和与“隆”字同音的双螭龙纹。
金沐晨仔细看了看图案，感觉基本没错了，然后再把玉柱拿到眼前，开始看玉柱的主干部位，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之下，果然在主干之上看到了一行阴刻的诗句。
“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逞。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
在看诗句的末端，还署有《自题太上皇帝之宝》的字样。
看到这里，金沐晨基本就已经断定了，这就是在清史中有明文记载的，乾隆皇帝在他退位让贤，当上太上皇之后，给自己制作的最后一枚玉玺：太上皇玺！
乾隆六十年。85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第二年传位的同时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
于是就用当年从西域流入的一块和田玉原石，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制的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同时也成了乾隆皇帝给自己制作的最后一枚玉玺。
而这玉柱主题上阴刻的那首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题诗，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专门为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玺而作的。
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此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的繁文缛节。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据京城故宫所藏的《乾隆宝薮》一书记载，乾隆皇帝还没退位之前，一共让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20余方。
而这枚“太上皇玺”是最具特色的一方，这方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黄色沁，显得古朴凝重。
而且这还是乾隆“太上皇玺”中惟一一枚圆形印面的玉玺，这枚“太上皇玺”印面以篆体阳雕“太上皇帝”四字。太上皇帝四字是有意识的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
这种布局始自于乾隆皇帝的另外一枚“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
而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印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京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晋代王献之的《中秋帖》，宝岛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的《品茶图》轴等都钤印有此玺。
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能见到。比如宝岛故宫所藏新石器时代至夏代的玉圭上，都有这枚玉器留下的题跋。
所以这枚圆形玉玺。绝对是当年的国之重宝，只可惜他最后丢失的经历。也是相当的可惜。
1900年慈禧太后发疯，向全世界宣战，然后八国联军就打进了京城。
而慈禧这个老婊子，则是带着光绪小儿仓皇逃串，八国联军杀入京城，四处烧杀抢掠不算，最后连皇宫也是没放过，刮地三尺不说，连带着把爱新觉罗家的祖坟也给撅了个遍，当时这枚玉玺，就是通过盗墓的手段得来的。
当时的法国海军上尉皮埃尔.洛蒂，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了关于这些乾隆御玺的情况：“1900年10月日，星期二，京城，……在箱内的格子里，在那隐秘的双层底中，裹放着成百个君王的御玺，用整块玛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时的任何法令都需要这些沉重的印章，这些无价的玉玺，在皇帝下葬后，没有人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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