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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让夏林唱的那样——‘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会在乎。’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领进门的过程，才是教育的难点。让学生领略知识之美，让学生感受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用处，让探索知识本身成为一种享受，运用知识本身成为一种成就，而不是为了周期性的考试——这才是教育改革在微观的角度下追求的方向。”
“想要普及性的做到这一点，在当代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京城这样的地区，仍然不可能。如果非要强行那么去做，我们首先要做的，同样是大幅度提高课程和考试的难度，多出学以致用的题目，多出深层次理论辨思的题目，选拔出在这样的题目下，全科成绩仍然不错，或者某几科成绩比较突出，或者某一科成绩特别突出的学生，在每个学校每个年级内部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实验班，集中学校最好的教育资源，给予实验班里的学生更宽松的作息要求，更便捷的学习条件，更频繁的实践机会。每一年只通过学年考试和非实验班的学生一起测验，如果成绩没有和非实验班成绩最好的人拉开差距，那么排名靠后的学生就置换回普通班级，而全城成绩最好的那批学生，则组成一个实验联校，配置全城最好的教育资源进行教学。对于联校里的学生，以20人左右为一个班级，除了学年考试之外，平时不和其他学校一起测验，每个学生可以出于兴趣申报至少一门或者不止一门课程，课程可以是普通教学有的课程，也可以是普通的中学没有安排的课程，如果学生申报了，那就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教学。联校每周进行3天的普通教学，教学进度至少和普通学校一周的进度相同；1天进行自己申报的课程，进度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确定，以远远超过同龄人的水平为原则。在此基础上，由教委收集京城及周边各行各业生活生产中实际存在的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以适合各科目教学进度或者稍微超出教学进度为原则，挑选出来，以班级为集体，每周一个问题，两天时间，周一让学生进行实地考察，集思广益，一起初步分析问题，在一周内可以利用课余时间相互探讨，充分酝酿，周六一起尝试解决或者部分解决问题，最后总结问题，进行展望。很显然，对于小学生来说，这种学以致用还太远，暂时可以在初中和高中试行。肯定会存在很多涉及到初高中知识，但仅仅靠中学知识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请优秀大学生甚至大学教师作为顾问，参与进来。同样，联校里的学生如果年考成绩没有和各个学校的实验班拉开差距，那么排名靠后的学生也将置换回各自本校的实验班。”
“联校的规模大小，根据京城可以保证新式教育模式的能力来决定。各个学校内部的实验班，也采用相似的教学模式，但只能自主申报既有学科的课程，也没有实地考察的环节，每周进行4天的普通教学。”
“黎华，是不是觉得这办法听上去挺美好？为什么我说这是速成的办法？你先想想，我去倒杯水。”
又一次续杯之后，毕文谦再度拿起听筒，没有让黎华回答问题，而是径直说了下去。
“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实际解决，至少部分解决问题，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一定程度的实质的贡献，对于尚未走入社会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其奢侈的成就感，是绝大多数学生根本没有机会触及的成就。这会极大的激发学生学习，学以致用的热情。现在我们是初步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整个社会必然会有海量的问题亟需解决，没有利益相关的学生往往不会被问题背后的利益纠葛所纠缠，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本身，也可能成为改革的一种推动力量。但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升级，能够由中学里的优秀学生尝试解决的问题，将越来越少，特别是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的京城——这并不是一个能够在京城持续几十年的教学模式。第二，实验班不同的教学模式，会让学生出现明显的差异化，形成直观而残酷的淘汰，再加上教育资源的局部集中，必然意味着其他区域的教育资源减少，我们会收获学仙、学神，但也会导致自暴自弃的学渣出现，甚至比以前更多。并且，这将进一步放大入学前家庭里的言传身教的水平差距，对京城内部的阶级固化产生推波助澜的效果。”
“即使如此，这个速成的办法也是目前可以试行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残酷——相比整个京城的每年的学生总数，中国一流大学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只要京城以联校为首的各个实验班的学生的总体成绩在统一的高考试卷中渐渐吊打其他省份的顶尖学生，那么京城里的人，将从高考分省提档的既得利益者转变成利益受损者，他们甚至可能主动要求取消分省提档的制度。黎华，你知道，京城，首善之都，这里的人说话的份量，是与众不同的。”
一席话说完，电话两头，一样的寂静，只有电话本身那沙沙的声响。
良久，黎华绵长地叹了一口气。
“怪不得你一开始不愿意说这些。文谦，这算不算是下基层从娃娃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