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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这个精确的数字，来自于《汉书》的作者班固对政府档案的核对。有上书的能力和权力的人，必然是被国家承认的知识分子，在汉代必然属于精英。即使我们相信当时王莽的支持率是100%，这也意味着，当时整个中国的精英人数至少在50万这个数量级——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历史数据。要知道，以汉代的生产力规模，全国一共也才几千万人口。换句话说，古典军·国主义制度下，文明能够培养的精英数量的极限，大约就是50万。”
“50万，看上去很多，但放在中国这样的体量下，其实是太少。在这个极限下，教育资源的传承在宗法制度的凝聚下自然地形成世家。所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即使显然对皇权的稳定有威胁，却也无可奈何。皇权的意志，在生产力的约束下，苍白而无力。哪怕曹操创造性地提出唯才是举，也在身死之后很快被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取代，世家更进一步成为门阀，连凝结曹操毕生心血的《孟德新书》也在几百年间失传了——一个傲立时代的国家领导人著书立说，竟然能够失传，细细思量一下，难道不恐怖吗？”
“直到时代进入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了，教育成本第三次历史性的降低。在此之前，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杨广确立科举制度，为了剪除门阀，最终生死国灭。李世民躺在隋朝积累的物质基础上不敢实质上动门阀分毫，只敢唠叨点儿‘吾实不解SD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之类的嘴炮，就成了所谓的‘贞观之治’。而其后的李治和武曌，创殿试，开武科，轻明经而重进士，虽然完成了对关中门阀的剪除，对垄断经典传承权威的SD门阀形成制度性的削弱，却也导致了激烈的内耗。待到雕版印刷术开始广为流传的中唐时期，传统的门阀就不复存在了，虽然所谓崔卢李郑王的七宗五姓，在安史之乱后逐渐适应了科举制度，重拾了光彩，甚至更盛一筹，但门阀终究渐渐和军权剥离了。”
说着，毕文谦自己不禁笑了起来：“黎华，你相信吗？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唐朝关中四姓之一的宰相薛元超，说‘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唐文宗想让太子和五姓之一的宰相联姻，结果人家宁愿把孙女嫁给不过是九品官员的一个五姓后生。唐文宗能做什么？只能感叹，‘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这样的社会威望，在今天看来，也许只是一段笑话，但在当时，即使是皇权，也根本无可奈何。”
“这一切，在唐末黄巢之乱中，因为宗族遭屠戮，家业被毁夺，典籍也散失了，整个内部教育体系被连根拔起消灭，门阀，最终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等到了宋朝，没有了世界门阀对于教育资源的垄断，以及雕版印刷术更加广泛的深入运用。社会精英的数量规模再一次扩大，世家门阀的体系，被地主阶级所取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文武分家，是这个时代鲜明的特征。以前出将入相，上马定国，下马安邦的人生标准，成为了过去——以韩琦那句著名的‘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为例。连皇帝都写诗劝读，说‘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朝的识字率以及精英的数量规模，到达了封建时代的顶峰，州县普遍建立官学，在北宋晚期甚至普遍设立了有平民配额甚至居养院的孤儿也有配额的小学。读书参加科举挣前程，成了当时社会上人生理想的广泛共识。甚至有官员抱怨，说有人在田边抱着锄头，手不释卷，耽误了农作。”
“然而，这样的顶峰，是以重文轻武的国策实现的。历史上宋朝的结局，冰冷地说明了那么做的代价。之后的蒙元和满清，因为少数·民族作为统治者，刻意打压社会主体，其历史进程，除了废除贱籍、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的雍正之外，其他的基本都不具备作为考虑上限时作为参考的条件。而关于明朝，朱元璋虽然是古代史上最为人民考虑的统治者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但其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导致了他制定的很多国策，有着小家子气的局限性。换句话说，明朝的很多政策，如果用来治理一个省，那么将是封建时代长治久安的办法，但国土面积扩大到整个东亚范围时，那些政策，却往往不具备可行性了。”
“事实上，活字印刷术虽然很早就发明了，但在中国，一直因为成本问题，并没有真的广泛运用。直到十九世纪，英国将西式中文铅活字带进了中国，然而在少数·民族统治阶级打压社会主体，外来侵略者不断，百年屈辱的时代背景之下，这并没有对中华文明起到质变的作用。一切，到了新中国建立，在全民扫盲的政策努力下，教育成本才迎来了第四次历史性的降低。从新中国建立时全国不过十几万大学生，读过初中就算知识分子的窘境，到一代人后，国家给予不了上千万的初、高中毕业生工作岗位，不得不发动上山下乡——虽然对于身处其中的当事个人来说，是苦涩的事情，却也意味着，新中国的精英数量规模，又一次有了质的飞跃。”
“而到了现在，从1974年立项启动，到去年大规模商业化运用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将让我们迎来教育成本第五次历史性的降低。中国，有了精英数量再一次质的飞跃的条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在，生产力的门槛，我们跨过了。只要我们坚持发展的道路，那么旧有制度，必然需要被新的制度所取代，无论这个过程中会面对多少既得利益者。从国人，到士，到世家，到门阀，到地主阶级，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精英特征。而我们新中国，虽然打碎了旧的制度，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或者说凝结出新的精英特征。一方面，这是因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谋求的方向，是全民精英教育，人民就是精英，不需要刻意去创造一个阶层；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达到的全民精英教育的条件。初中生就是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个时代无奈的笑话。随着不断发展，在今后的社会中，哪怕是合格的高中生，也仅仅是社会中有用的人，并不能称为精英。而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也的确是现在中国普遍的社会共识。”
“其实说白了，所谓的公卿之问，在而今的承重轴的体量中，本质上已经不是问题了——所谓的公族，即使全部都放进承重轴里，即使不像是沧海一粟那么稀释，也谈不上真正的举足轻重，而所谓的卿族，即使真要这么称呼，其规模体量，也未免太大，不适合称为什么‘族’了。”
呵呵一声之后，毕文谦敛容看着薄书存：“而如果是打着这样的旗号，想要把承重轴的体量人为缩小在封建时代的格局……那么这些人，大概就是薄副主任您口中开历史倒车的家伙了吧？对这样的家伙，恐怕还是杀一儆百比较好。”
说着，毕文谦郑重地点了一下头。
“没错，我没有胡乱用词。当初在申城的时候，我偶遇了长者，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和他说过，我们应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越是志存高远的队伍，越需要珍惜其内部的纯洁。”
“说句也许不中听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生产力虽然不能普及精英教育，但普及基础教育，却是渐渐足够了。从脱产教育的校园走上社会，在生产工作中继续实践学习，即使是广种薄收，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民中，成长为精英的人，也会是一个超出旧时代的人想像的数目。没有血脉作为纽带的所谓卿族，除非自己主动打起旗号，不然，根本不会落入人民的视线受到关注。反而是天然以血脉为联系的所谓公族，即使自身刻意低调，也必然会常常落入人民的眼中。”
“所以，如果说所谓的卿族是一群包藏祸心的家伙，那么，那些和所谓的卿族勾结的所谓公族，本质上不过是一群利令智昏的智障。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说的就是他们。”
“当初在东京，我就对黎华说过，对于社会、国家发展来说，根本矛盾不在于权力的继承者是否和血缘挂钩，而在于权力的上层结构是否固化。那时候，我提出的办法，最首要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让国家需要的干部数量的增速，始终大于原有干部的后代的增速。那样的话，即使是百分之百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也并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老子英雄儿好汉，真的是百分之百吗？薄副主任您能问出今天这个问题，这显然意味着，实际上并非百分之百。”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谓公族，公族的问题，不在于有多少置身于承重轴之中，而在于其中那些素质并不能做到承重的，是否也被置于其中了。更重要的，是如果有那么一小撮滥竽充数混进去了，群众眼中的公族，作为一个集体，是怎样看待和处理那些害群之马的。”
“所谓可怜生在帝王家，当代已经没有了皇帝，但因为血脉而客观上承受群众的目光的公族，仍然客观上存在着。从出生开始，就享受着平均水平之上的教育资源和物质基础，我们不可能从宏观上强求其每一个人都成为国之栋梁，但如果不但不能成为国之栋梁，反而处心积虑，欲戴王冠，那……迟早会成为动摇国本的祸患。”
抿了一下嘴，毕文谦再度看向了黎华。
“民间有句俗话，叫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汤是死的，掺了耗子屎的汤，肯定是坏了。人，却是活的。”
“至于汤是怎么看待耗子屎的，是真心想成为一锅好汤，还是宁愿蒙上人的眼睛，让人连屎一起喝下去……那，就不是我能够揣测的了。”
沉沉的话音落下，毕文谦看看外面，轻叹了一声。
“薄副主任，车差不多到长安街了。您大概可以准备下车回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