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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显得偏颇，但这也说明着，中国的音协，在向人们持续宣传自身存在这一点上，做得还是不够深入的。也许会有人觉得，音协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组织，没有必要进行过度的自我宣传，但我觉得，作为中国音乐界首屈一指的机构，都不能够被人们从小知道——不指望熟悉，只求知道——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对音乐有兴趣的孩子们，该如何去系统学习音乐知识？人各位前辈刚才的发言里也能够听出来，而今这个时代，我们中国在音乐这一块儿的物质条件、师资力量，相比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是远远不够的！”
“都说艺术这东西，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连领进门的师父都不够用。不止我在江州的同学，我去边区走门串户的调查，也展示着同样的问题。无论是申城还是京城，这种音乐家扎堆的大城市，并不能在统计意义上作为全国音乐水平的代表，无论是看城镇农村人口比例还是行政划分，像边区那样的农村，像江州那样的二、三线城市，才更有代表意义。”
“那么，问题该怎么尝试解决呢？”
毕文谦停顿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发言稿。
“传统的师父，无论是耳濡目染的家学渊源，还是音乐院校手把手教的班级，或者去年开始国家实行的《义务教育法》那样规定的面向更广的义务教育里的音乐科任教师，都存在着很大的缺口。而我们国家编写的音乐教材，往往也停留在基础理论和歌谱的层面，也是需要教师来教，来示范的。这不仅在效率上依旧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而且，还涉及到教师自身素质的问题，比如，口音——没错，刚才我在饭桌上说的问题，既是一个笑话，又不只是一个笑话。”
是的，作为一个90后，毕文谦对于很多历史问题一度有过难以释怀的疑惑，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中国直到1986年才把义务教育作为一项法律推行时，他才意识到，很多以前觉得难以接受的问题，其实不过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
万丈高楼从地起。而现在，在地基初具的时代，自己却也试图当一个设计师了。
“在座的各位前辈有口音，的确不是大的问题，而像周晓燕老师这样的歌唱家，反而走在解决这一个、这一类问题的前沿。但对于全国范围内，本就数量极其有限的基层音乐教师来说，这样的问题，却既严重，又无奈的——他们并不年轻，想要在步入中年之后再一次改变自己，提升自己，那并不是多数人能够做到的。”
“所以，想要完全在传统教育模式的框架之内，解决这个问题，在眼下是不可能的。毕竟，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给予音乐这一块倾斜社会资源。”
“然而，无论是音乐，还是更广泛的文化领域，这都是任重道远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承前启后的探索和建设。而教育，特别是年轻人的基础教育，永远是重中之重。而音乐，也不例外。”
毕文谦把发言稿换了一页，抬头环视了一圈，都是认真聆听的表情。
“所以，在这样的初衷下，立足于我们中国而今的现状，我，有一个计划。”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