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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破碎化，大规模地集于中央。对比秦汉隋唐各自的鼎盛时期，宋朝没有了力量强大的门阀，那些所谓的将门只是小打小闹，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构成普遍是通过科举制度崛起的官僚地主阶级，这无疑是一个数量规模庞大得多，个体力量弱小得多的群体。在这样的基础上，持续到隋唐时代的奴婢制度，也终于在宋朝有了本质上的变化，良贱制度也走向了消亡。对比把奴婢贱籍等同于牲畜财产的《唐律疏议》，宋朝虽然仍然有婢的称谓，实质上却转变成了雇佣关系，社会最底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有了重大的提升。”
“然而，如我说过的，宋朝的很多璀璨夺目的成绩，是建立在弱化军事的代价之上。当南宋最终被蒙元灭亡之后，蒙元不仅将奴隶制度带了回来，还实行了民zu等级制度——这个历史的倒车，在当时也许不算明显，但在红皇后假说的角度中，这就是中华开始被别人缩小差距的开始。即使明朝驱赶了蒙元，其制定的社会制度，相比宋朝，仍然是落后的，不仅重新出现了户籍世袭制度，奴婢制度也继续延续，而当满清获得中央政权之后，其社会制度又一步倒退，将奴婢制度进一步向奴隶制度强化。也就是说，从社会制度层面分析，中华从宋朝开始，经历了蒙元的大倒退，明朝的小进步，再到满清的倒退，总体是大退步了。”
“满清时的社会，的确比欧洲的分封封建进步，但也仅此而已了。”
“在我们中华地区开历史倒车的时期，亚欧大陆上原本相对落后的欧洲却迎来了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这段历史的本质，是中华地区的先进科技传播，开启了火器的运用，步兵的复兴，骑士的没落，当法国的贞德喊出‘为了法兰西’的口号，释放了现代民族主义之后，分封封建制下的军事组织能力就不再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其庄园经济，农奴制度也就逐渐开始瓦解。而大航海时代让传承着强盗精神的欧洲人有了对新大陆和黑非洲长期掠夺的可能——就像我提到的耗散结构理论一样，这个时期的欧洲，具备了社会制度迅速进化的条件。”
“于是，自由资本主义在16世纪的欧洲诞生了。在古罗马的强盗文化精神的指导下，经过300年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征服与掠夺，自由资本主义经过了野蛮而充分的生长。虽然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在中华地区一直以来的余威的震慑下，即使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国会经过激烈辩论，也不过是271票对262票的极微弱的差距通过了军事行动的决议，英国政府甚至都没有正式宣战。然而事实上，1840年的满清，一个集权封建制度下明显残留奴隶制度的社会，早已被正迈向自由资本主义顶峰的英国远远甩在历史步伐的后面。”
“就像隋唐时代的门阀既是时代进步的障碍，又是强大的力量，想要在满清社会进行改革，同样困难重重。而且，隋唐时代的中华，是领先于世界的，变革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内部的斗争，而在满清时代，中华早已从当初的睥睨天下，沦为了历史的差生。内部落后势力极其强大，外部先进势力群狼环伺——当历史的篇章翻进19世纪时，所谓百年屈辱，其实已经是必然的结果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想要重铸光辉，或者说涅磐重生，不死人，是不可能的。所幸，我们依旧继承着始于周公的同化、统一、种田的文化精神传统，继承了光辉历史的骄傲，我们的先辈，来自于各个阶级的先辈，可以为了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毁家纾难，可以在不断的牺牲之后，将所有走不通的道路都走绝了，最终正向了正确的道路。”
“所以，我们的教课书上言简意赅地写着：只有TG才能救中国。这句话并不是什么自我标榜，相反，它用春秋笔法诉说着一个事实：在新中国里，从来都不是所有人都认同TG的道路，而是在民族复兴的共同目标下，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在各种错误的道路中头破血流之后，不得不围绕在了TG的周围。”
“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三千年来的教育底蕴。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局面——如果说原本就是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民是衷心拥护TG的，那么那些当初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确是衷心为了国家的兴盛而奋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TG骨子里貌合神离。”
毕文谦平淡地讲述着并不平淡的话，讲到这里，他停顿下来，慢吞吞地长饮起来。
始终仔细聆听的黎华重重地握着钢笔，在笔记本上不断地速记着。这一段安静给了她缓冲的时间，过了好一阵，她才缓缓抬起头，白着脸，小心翼翼地问。
“师父……你是说，我们需要在历史文化教育的层面，清除宋代之后，直到今天的各种遗毒？”
毕文谦默默和她对视了一会儿，忽然一声叹息。
“三大战役之后，有多少人投机进来……‘进京赶考’，究竟考了什么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