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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告连经济情况都只能大体估计，那只可能是两种情况：一种，政府有其他掌握经济情况的方式，明面上的统计数据不过是对外进行战略欺骗的一环；另一种，这个国家的经济随时有这大幅度波动的潜在危险。”
“不仅如此，很多人，特别是南方人，有着财不露白的观念，他们甚至挣了钱之后，依旧节省，也不把钱存进银行，而是把现金放在家里。这在事实上，会样的情况一旦积少成多形成规模，是有造成全国货币流通减少，引发通货紧缩的可能的。而之前会计师来视察的时候，明确说过，现在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工资的，贸然地进行系统性涨价，是不可行的做法。”
“所以，国家必须想方设法，让人民主动把手里的货币数据交出来——注意，不是交出货币，而是交出数据；让节余的货币比较多的人把钱流通出来。所以，我刚才说了，以股份的形式，让个人进行财产申报——申报之后的所有资本，一定比例在法理上始终属于国家，无论其规模如何扩大。这些资本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甚至表彰，但之后经营权，仍然归属个人，国家只派遣财务统计，无权进行干涉——注意，我说的是资本，是生产资料的范畴，而不是财产。财产，国家只需要掌握数据就可以了。申报之后，一方面，国家将视其为干部编制，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干部对待，安排相应的二次教育，进行干部培养。另一方面，如果多报了，实际不足部分国家就责令其补足；如果瞒报了，实际多余部分，国家就依法没收。”
又说了一气，毕文谦停下来又喝了一口水。看着黎华等人沉思的模样，他不禁又笑了笑，耐心地等待着。
“文谦，如果真照你所说，那这样的国家持股比例，其实始终都只是一个形式吧？那你为什么要定在50%呢？”
黎华思考之后的问题引得毕文谦莞尔。他一边轻轻摇头，一边反问道：“你有没有想过一种情况——如果有人要拿外国的绿卡，甚至是放弃中国国籍呢？”
毫无疑问，在座的女孩儿们听懂了毕文谦的话。
观察着她们的眼睛，毕文谦继续说了下去。
“其实，要达到初衷，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对于成年人，对于辛苦半辈子的人来说，你叫人家重新回到校园，大多数人会畏而远之；而如果你只要求去学习而不考核，那人家倒是会去，但学习的成果，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的说法——人追求的，是繁衍与传承。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也许成年人自己不是那么看重，但对于子女的教育，中国人却是非常重视的。所谓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这是中国千年来积累的底蕴。对于那些申报财产的个人，可以选择放弃自身接受二次教育的权利，以及考核晋升的潜在权利，从而换取其子女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考虑到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可以以省为单位，各省以自身经济水平为依据，定下不同的财产申报资格门槛，可以是阶梯形门槛，依不同申报等级，其子女可以直升当地的镇、市、省级重点学校，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也正因如此，申报财产这件事情，应该且必须是一种资格，不是人人都能获取的资格。可以稀缺，但绝不能泛滥。”
“另外，这个办法如果真要实行，还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申报人的子女数量问题，我目前个人认为，在申报资格的限定中，可以加上一条，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另一个，申报人的子女在实质上优先占有了目前国家供不应求的良好教育资源，所以相应的教育质量，如何得到保证？如果把孩子保送进了重点学校，结果教出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出来，那就既是对申报人不责任，更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了。所以，为了尽力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可以这么规定：第一，申报人所有企业的每年盈利中，将国家所占股份的收益，按一定比例划拨到其子女所在学校。第二，其子女从小学到高中，历年所在班级的所有教师，都建立一个资料档案，等该学生参加工作之后，规定其每五年填一份资料，从教过他的所有教师中，选择出一个人数至少达到50%的名单。在上交名单后的五年内，他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一定比例，均分给名单上的教师或其死后的直系亲属；另一方面，如果该教师所教过的学生中，有犯罪记录，那么这份收入则按比例部分扣除，收归国有。”
“一个环节，具体的比例定在多少才适合，那需要各地实际的调研，就不是我能判断的了。”
办公室里，第三次陷入了寂静。
良久，黎华偏头看了看陆衍已经停下的笔。
“陆衍，去添点儿蜂窝煤吧……”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