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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全市只剩36人。
这36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的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幸免。”
鲍绍武、王宏照二人就是当年被抓去抬尸的。鲍绍武在1963年接受调查时叙述了日军疯狂屠杀的暴行：“当时我家有九口人，日本兵踢开门就冲进屋里，见人就杀，我躲在天棚才得幸免。下来一看，全家人都被杀死了……我们在收尸时，亲眼看到了同胞们被害的惨状。在上沟一家店铺里，被鬼子刺死的账房先生还伏在账桌前。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躺着一位母亲和四五个孩子的尸体，大的八九岁，小的才几个月，还在母亲怀中吃奶就被鬼子捅死了。许多人都死在自己的家门口，他们都是在开门时被鬼子杀死的。死者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
王宏照在1951年接受调查时说：“有一天，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4具死尸往旅顺送。我到旅顺一看，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人，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在柜台上，有的被大开膛，肠子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铺满了。
日本兵烧杀抢掠，还残害妇女。在一家钱庄，柜台上的木栅栏上面插着好几个人头，一个小孩子被钉在墙上，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日军疯狂屠杀旅顺无辜百姓的同时，还处心积虑地掩盖罪行。
早在1894年6月，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就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露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
8月1日，中日宣战的第二天，内务省即宣布对甲午战争相关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稿件均须送呈指定警保局，加盖“审查批准”印戳后，方可发表。凡被认为“有污点的事件”，一律“禁止刊登”。
为进一步“统一新闻口径”，9月中旬，日本又颁布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日本报刊的记者只能到设在广岛的副官部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对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还下达了极端严苛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即押遣回国，给予重罚。
在如此严酷的钳控下，日本国内“舆论一致”，“捷报”连篇累牍，备受蒙蔽的民众沉浸在军国主义的狂热蛊惑之中，情绪亢奋。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在旅顺的暴行，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1894年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最早向世界披露了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紧接着，美国《世界报》也于11月29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
此后的12月12日、13日、19日、20日，《世界报》又连续刊登了随军记者克列尔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和《旅顺大屠杀》，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