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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舅舅。老家的人偶尔来贵阳，或者在什么地方与他们不期而遇，只要提到我的舅舅，他们就会哈哈大笑。
舅舅七十岁了，从我母亲嫁给我父亲那天开始，他就等着我们一个个出生，然后给我们当舅舅。也就是说，他以前并没什么特别之处。1976年，他的双腿在水库工地上被压断了，成了一个矮别人一截的小老头。从那以后他哪里也没去过，整天坐在屋檐下编筐、编箧、编筛子、斗箕，凡是用竹子编得出来的，日常生活用得着的东西，他都能编。每到赶场天，表哥何国良把他编好的东西挑到香溪去卖。
虽然编了几十年，舅舅的手艺一直没什么长进，编出来的东西蛮笨，蛮笨的优点是结实耐用。三十多年来，这些粗笨的篾器进入家家户户，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头用具。我想，乡亲们的审美水平因此止步不前，舅舅是难辞其咎的，因为耳濡目染嘛。好在乡亲们历来对好看呀美呀什么的嗤之以鼻，认为有实际的用处才是最高境界。
舅舅名声大噪之前，村里人常常看到他编的篾器，但很少看到他本人。因为失去双腿后，他的活动范围最远不会超过五十米。一般来说以屋檐为界，特殊情况下达到院子以远，三十岁以下的人有的一次也没见过。如果因为什么事去他家，看着他时，出于礼貌，不去看他的腿，也不丈量他的身高。可他看着你时，总是用一种不服气的眼神丈量着你的身高。
舅舅走路靠两张板凳。双肘支撑在板凳上，身体向前荡一下，挺直身体，移动板凳，再荡一下。每荡一下就是一步。当他用只剩下一半的大腿立在地上时，如果你正好在他身边，你的大腿的相同部位会有一种痒酥酥的害怕的感觉。
他身上的每件东西都很特别，但没人想要这些：短柱似的大腿上穿着他自己编织的草鞋，是用精心挑选的糯谷草做的，刚做好的时候像两个圆圆的金黄的大饼；手肘上绑着磨得发亮的橡胶，这是开小四轮的冉良坤送给他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张总是怒气冲冲的脸。
对一个哪里也去不了的人，他的怒气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要正确理解却又是很难的，天天和他在一起的人不可能不遭受折磨。我去看他，他当然不生气，但因为平时常生气，脸上的扭曲日渐严重，即便他没生气，你也会误以为他对你有意见。有时候，他看着你，脸上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像要把谁大骂一顿似的，就像他虽然脾气暴躁，但由于心里纷乱，使他没法把想到的事向别人说出来。看上那么两三分钟，扰乱心绪的东西终于被压了下去，他到屋子外面转一圈再回来，怒气并未完全消失，却多了一层不解与狐疑。
换一个地方，也许可以给他买辆轮椅。可是在冉姓坝不行，至少对舅舅来说不行，他家在一面山坡上。院子很小，正对面有一片茂盛的竹林，竹林外面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小路上有青石垒砌的台阶，或者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浅沟。小路穿过稻田，走上一条乡村公路，乡村公路蜿蜒至镇上，镇上的沥青路可以到达北京、上海以至更远的地方。但是，对舅舅而言，他只能是屋檐下的一个小黑点。这个小黑点抬起头，只能看见一块形状不规则的天空。即使有轮椅，他的活动范围也不会超出院子。
我特地给他买了一副望远镜，让他不时到竹林边去，往马路上看看，往村子里看看，消消气，多活几年。我以为看远一点，知道的事多一点，他的脾气说不定会小一些，这样不光对他自己的身体好，对家里人也大有好处。
给他送望远镜去那天，我把他背到竹林外面的小路上。当他从望远镜里看到马路上一条被嗅觉引领时而小跑时而停下的黑狗时，他脸上的笑容天真得像一个十足的大傻瓜。通过望远镜，能够清楚地看见狗嘴流出的哈喇子和云钩似的尾巴上的绒毛。拿开望远镜，他用肉眼看了看，发现他居然是自家的狗，他像受到善意的愚弄似的开心不已。
“它天天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从来没有看得这么清楚过，它的尾巴上有个瘩子，嘿，狗也长痦子。”
其实不是痦子，是被什么毒虫叮咬后留下的红疙瘩。
接下来我们还看见在地里锄草的春梅和她大姐。春梅是个胖姑娘。她们一边干活一边说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她们的嘴一动一动的，却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不过这比听见她们说什么还好玩。
看走在马路上的人也很有意思，凭眼睛看，每个人走路的样子差别并不大。但是用望远镜一看，区别就出来了。有人走路一跳一跳的，就像腿上装了弹簧。有人走路根本不看路，满脸心事，任凭双脚把他往前面带，踩到石子或者牛粪了，离双脚最远脑袋首先反应过来，但脑袋之下的身体想停止已经来不及了，这时那副表情不是懊恼，而是傻里傻气，有如梦里醒来。有人走路脚后跟先着地，舅舅叫这种人“大马瘫”，这种人的脚板往往比较宽，身上的力气大，但行动迟缓，走路时喜欢东张西望。那些脚尖先着地的人则正好相反，舅舅叫他们“机灵鬼”。舅舅不喜欢“大马瘫”，喜欢“机灵鬼”。我和他相反，总觉得人越机灵，越爱占小便宜。我们没搞争论，因为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下一个观察目标上去了。
这天晚上，舅舅的笑容把全家人都传染了。连对他早就厌烦透顶的表，嫂也忍不住说：“我以为早就不会笑了哩，要是天天都像这样子，我煮的饭都要香些。”
我对大表哥说：“让他在小路上看一阵后换个地方，不能叫他老在一个地方看。”大表哥说：“没问题，只要他高兴，就是爬到树上去看都行。”
大表哥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可舅舅却听进去了。我离开老家后没多久，我妈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舅舅现在天天上树。
“他自己爬上去的？”
“不是，是你大表哥把他吊上去的。”
舅舅专门编了一只大箩筐，用上等的棕丝纺了一根长绳子，然后钻床底下把几十年前从水库工程拿回来的一个滑轮找出来。他家竹林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每天大表哥下地之前，把舅舅装在箩筐里，用绳子和滑轮把他吊到树桠上去，回家吃饭时再把他放下来。我妈说，舅舅现在心情好得很，下雨天不上树，仍编筐，编的筐也比以前好看些了。
我有几分得意，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既实在又简单的事情，能够让一个心情压抑的人快乐起来，应该比造七级浮屠更有功德吧？
几个月后应本地一所大学邀请去讲课，讲“文学与传媒”，不是一个讲座，而是正儿八经的课程。我没上过大学，现在却要去大学当老师，觉得这事意义重大。生活中凡是有重大的事我都要回老家看看父母，这次也不例外。
还没进村，我就听到了舅舅的笑话，一位在林业站当所长的同学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我舅舅在树上看见有两个人偷情，他用喇叭朝他们喊：“对面山坡上的，包谷林里那两个，我看见你们了，你们那是在干啥子，笑人呀不。”两个人忙蹲下去。可玉米只有筷子那么高，什么也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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