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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在我旁边，他穿了一件黑色的尼料中山装，戴了一顶短耳风雪帽，兔毛被染成褐色和草黄色，草黄色呈豹皮圆斑，有种蒙古风味。这两样东西都是我给他买的，当时觉得挺适合他，他当过生产队长，文化不高，但在乡下颇有威信，觉得应该是这副装束，可现在带他走到大街上，一下就显出它们是多么土气，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乡下来的老大爷。当然，我并不因为这种土气就有什么不自在，我只是觉得我没把父亲打扮好。
我和他沿街走了十来分钟，我问他累不累，能不能走。他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暗想还是该打车，虽然不远，但他毕竟是病人。要过马路了，我告诉他小心，等红灯停了再走。他说我晓得。我盯着交通灯，绿灯一亮我便赶紧去扶他，侧身一看，父亲不见了。我忙退到一边，给急着过马路的人让道。等身边的人走开后，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他正半举着右手沿着街边走，他怕过马路还是生气了？我追上去，只见他把右手在一棵香樟树上蹭了两下，两只手互相蹭了一下，然后就倒了回来。原来是揩鼻涕。在乡下就是这样的，擤了鼻涕不是顺手揩在柱子上就是揩在解放鞋的后帮上。不是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包纸巾吗？我正想责备他，他已经走到我面前，带着朴实的笑容说：“那棵香樟好大，冉姓坝都看不到那么大的香樟了。”我告诉他，这些大树都是几年前从乡下挖来的，它们并不是在城里长大的。
父亲的病是肾结石，太大了，已经不能用碎石机击碎排出，只能开刀。按照医生描述，那颗可恶的石头有半斤重的土豆那么大，形状不规则，把肾顶变形了，并且已经发炎了。手术后起码半个月不能洗澡，所以我特地安排他在手术的前一天好好洗一下。当然我也不想让医生闻到他身上那股牲口味和泥土味。由于多年跟牲口和泥土打交道，牲口味和泥土味已经和他融为一体了，不是一次就能洗掉的，洗一下总比不洗好。
我在吧台买票时，父亲像小孩一样紧紧跟在我身后，看着我数钱。他已经猜出大概数目，但他仍然认真地问多少钱。我告诉他两个人一百三十六元。他说：“这么贵呀。”我说我也不常来。他说，洗个澡都要这么多钱，不如在家自己烧水洗。这才是他想说的话，不把自己对钱物的尊重表达出来，就会产生一种负罪感似的。
脱衣服的时候，父亲提着他的短裤不放，对那些赤条条地不知害羞地走来走去的人连看也不敢看。我劝他，还是脱了吧。他的短裤实在太难看了，一定是母亲给他缝制的，不是我们穿的仅仅遮住那个地方的裤衩，而是一条围着整个臀部的白布大口袋。白布上全是皱褶和黑点。由于裤腰带早已失去弹性，所以他不得不紧张地用手拽着。平时将一边拉过去，将另一边超过来再用裤腰带紧紧拴住，为了避免掉下去，从裤腰上翻下二寸长，像咸菜坛的反檐盘子。他一来我就给他买了两条特大号的裤衩，他穿了一次就脱下来了，说勒得太紧了，很不舒服。
浴室里蒸气腾腾，我在前面带路，父亲用一只手抚着****跟在后面。连我也觉得好笑。我想起小时，他把剃头匠请到家里来，剃完头后把我们的脑袋强行按在脸盆里，一边打肥皂一边大骂，一边用他那粗大的手把我们的头抠得生疼。那么，我现在也差不多是把他强行按在澡堂里了。
泡进浴池，他终于轻松了一点。一共有三个池子，一个普通大池，一个高温池，一个漂着花瓣的药池。很少有人到那两个池子里去，它们成了一种提高这个浴室档次的摆设。我和父亲一样，泡进去后就不希望有人加进来，但这是不可能的，总是不时有人进来，有人爬上去。一旦有人进来，父亲就老老实实地坐在水里一动不动，花白的湿淋淋的头发可怜巴巴地保持着某种尊严。一旦池子里只剩下我们俩，他便像调皮的孩子一样东张西望。他说：“冉姓坝的人恐怕还没有谁进过这么高级的澡堂。”但是他掰指头一算，最近这些年考上大学留在城里工作的有五个人，有一个在成都，两个在上海，两个在深圳，都是比所在的贵阳繁华得多的大城市，这五个人让他一下失去了信心。
他说，这福气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有的人，有条件享受也享受不了。有一个姓孔的老汉去儿子那里玩，儿子用三七炖肉给他吃，他受不住那样的大补，流了好几碗鼻血。
尽管这多半是传说，但冉姓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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