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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户更非倾家荡产不可了。
他们在丰收年份尚能自保,碰到荒年,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就得借贷,搞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大批农民已经无法生存,要不欠税,要不就只能流亡,明朝特有的流民潮,就在一派繁华中开始在全国各地流动。
早在宣德年间,许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苏州一带的农民就曾在重租重税的盘剥下成为流民,积欠的税粮高达七百九十万石。
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万户,成化年间,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
流民,日渐成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
朱元璋因饥饿,才去当了和尚,仍然无法生存,就投了义军,终成一代帝王。
讽刺的是,他奋斗一生,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到来,没到百年的时间,他的后代们也给百姓带来了同样的流离生活。
明朝政府通过里甲、关津、禁山等措施,竭力防止农民的流徙,有时甚至展开残酷的镇压。
然而在流民的队伍里,常藏有武器,有秘密结社的组织,也有自己的领导人,于是流亡的斗争形式便渐渐发展为起义。
这期间,土地兼并严重的山东、江西、福建,税赋较重的江浙、湖广、四川等地,都先后发生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其中包括比较有名的山东女英雄唐赛儿的白莲教起义,这种盛世期的起义尤其引人注目。
接下来,明帝国的日子越来越不轻松,一系列的内忧外患,把一个个皇帝弄得灰头土脸。
先是宦官们砸碎了朱元璋的紧箍咒,一个个权势熏天,“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隐事”,俨然代天子巡狩的架势,到处搜刮民脂民膏,民怨沸腾。
再则是边境不靖,北方有土木堡之变,英宗被虏,一国之君居然成为蒙古人的阶下囚;沿海地区,又倭寇为患,不得已之下,朝廷开始实行海禁,一度繁荣的海上运输渐告衰落……
流民越来越多,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朝廷疲于应付,财政支出越来越巨,由于贪污的盛行和庞大的军费支出,造成朝廷财政非常困难,政府“每年所入二百万之额,不能充所出之半”,没办法,只得一步步加重赋税和徭役。
原来北方“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正统元年,朝廷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叫作“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成化时又增为一两,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这个时候再加税,无异于饮鸩止渴,虽能解一时之渴,却会危及生命,不过朝廷的统治者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到了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于南直隶、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叫作“加派”;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银四十万,叫作“提编”;以后又陆续出台了箕敛、派括、算税契、折民壮等等加派的名目……
豪绅士族有特权免赋免役,贫苦农民的生活愈发痛苦,流民更多,起义更繁,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明朝的盛世,繁华而短暂!
在此起彼伏的起义中,至嘉靖末年,盛极一时的明帝国,已如风中柳絮,飘摇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