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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急了，数落道：“瞧你这样子，风都能吹倒，哪能出门，快躺到床上去。”
“你放心，老夫这口气，一时半会还断不了。”
朱衡说着，又是一阵呛咳，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硬是犟着出门，登轿而去。
张居正一大早入得值房，杂役早把地龙烧得很暖。张居正先去内屋解下挡风的斗篷，又脱下穿在官袍里的羊羔皮袄子，这才出来问一旁候着的书办姚旷：
“莫文隆来了吗？”
姚旷回答：“昨儿个通知的是辰时过半，眼下离辰时还差一刻呢。”
“他人一到，就领到我这里。”
张居正说罢，就踱到紫檀翘头大文案后头，在那把黄花梨透雕靠背玫瑰椅上落座。案台上先已放了一只贴了封条的疏匣，皇上看过的奏疏，都由司礼监盖了关防装匣封出，每日早晨送到张居正的值房拟票。张居正命姚旷启封开匣，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奏疏，只见封皮题签上写着：“工部尚书朱衡请酌减杭州织造局用银疏”，顿时就打开来阅读：
昨者，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孙隆到部传谕：今年杭州织造局用银数增至八十万两。循例本部出半，应调拨四十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欲乞圣明按常额取用。
臣等看得：祖宗朝国用，织造俱有定额。穆宗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二十万两，承祚之初年，亦只费四十万两。且此项用度，须司礼监与本部会商定额，然后奏明圣上请银。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今次用银，突然增至八十万两之巨，且事前司礼监不与本部会商，竟单独具事上闻，请得谕旨。如此做法不合祖制。因此，本部拒绝移文。
仰惟皇上嗣登大宝，屡下宽恤之诏，躬身节俭，以先天下。海内忻忻，方幸更生。顷者以来，买办渐多，用度渐广，当此缺乏之际，臣等实切隐忧。辄敢不避烦渎，披沥上请。伏愿皇上俯从该部之言，将前项银两裁减大半。今后上供之费，有必不可已者，照祖宗旧制，止于内库取用。臣等无任惶悚陨越之至。
读完这篇奏疏，张居正在心里头连连叫了三个“好”字，又把这本子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这才放下。正思虑如何拟票，姚旷把杭州知府莫文隆领了进来。
莫文隆五日前进京述职，张居正三天前就已接见过他，该谈的也都谈了，本不该再见的。盖因他昨日听说孙隆到工部办理移文让朱衡轰出来的事，情知会有一场风波发生。朱衡与冯保都不是息事宁人之辈，何况这件事涉及国家财政，是发生在万历二年新春上元的第一件大事。张居正心底清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能袖手旁观。当然，他可以耍滑头，两边都不得罪，把最后的仲裁权交给皇上，但他不想这样做。自前年六月上任首辅，到万历元年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他主要精力都放在整饬吏治上头。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文恬武嬉政务懈怠现象，他首创“考成法”约束官员。这个“考成法”的内容是：凡皇帝谕旨交办，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专人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以备查验核实。今后，所有官员的升迁去留，奖励或罢黜，都凭这本“考功簿”的档录作为依据。这项改革看似简单却很管用，自推行以来，京城各大衙门一扫过去那种疲疲沓沓冷水泡蘑菇的办事作风。每接手一件事，当事官员再不敢敷衍塞责。过去那种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的局面，有了根本转变。究其因，是官员们害怕在“考功簿”上记下秽行劣迹，断了晋升之路。人既管住了，张居正便想从今年也就是万历二年起开始整顿财政。
但是，他已考虑了多年的深思熟虑的一揽子计划还来不及推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矛盾就发生了，他立刻就敏锐地感到，这件事为他的财政改革提供了绝妙契机。基于这层考虑，他不但没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那份闲情，反而寝食难安，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因势利导把这里头的“戏”做足。因想到杭州织造局的事情历来由杭州府衙帮办，为了摸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再次接见莫文隆。
莫文隆五十岁出头，通籍之后，从正九品的县主簿干起，他从未破格提拔，硬是凭着三年考满晋升一级的士人通途，一步步攀到现任的杭州知府任上。他在这任上兢兢业业干满六年，去年例当晋升，但因杭州是江南财赋重地，争抢这一职位的人很多，吏部一时委决不下。张居正遂决定让老成持重的莫文隆留任，给他晋升一级，挂从三品的浙江省布政司参政衔。这一安排自然让莫文隆高兴，心里头对张居正存了一份感激。
因是第二次见面，也就不用寒暄。张居正很快把话切入正题，问道：
“杭州织造局衙门，离你们府衙有多远？”
“不算太远，都在清波门附近。”
“平常来往多不多？”
“不多。”
“为何？”
“他们是钦差。”
张居正听出莫文隆话里头有弦外之音，也不再追问，只是谑道：“惹不起躲得起，是不是？”
莫文隆咧嘴一笑算是默认。
张居正接着问：“杭州织造局的公事，你们府衙如何配合？”
莫文隆摇摇头，略一迟疑苦笑着问：“首辅大人，您允许下官说实话吗？”
“当然要说实话。”
莫文隆伸出四根指头，决然地说：“四个字，苦不堪言。”
“苦在哪里？”
“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儿。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匹大红妆花过肩蟒缎吧，从缫丝到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得马虎。一匹缎子千辛万苦织成，钦差的督造太监过目检查，若找到一个米粒大的疵点，这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报废的缎子还不给退回。”
“为什么？”
“钦差说的理由是，这是专给皇上织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它们流传到民间。”
“这么说，杭州的织户饱受这钦差之苦？”
“可不是。”莫文隆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接着说，“一匹缎子就算验关过了，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二十两银子。”
“实际价值多少？”
“值八十两。”
“那织户岂不亏本？”
“是啊，不然下官怎么说是苦不堪言呢。”莫文隆逮着机会诉苦，索性一吐为快，“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织工，成了杭州府衙第一等的头痛事。八十两银子一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二十两，杭州府衙这里抠一点，那里抠一点，再给织户凑二十两。即便这样，也没有哪一家织户愿意干。”
“那你们是如何摊派的？”
“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聚起来，分片抓阄儿，抓着谁就该谁。”
“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
“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但别无良策，方才说的是第一难。第二难是绣女，一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描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
“行了，这些你就不用说了。”张居正打断莫文隆的话，“据此例推也约略知道，每道工序都把关极严，织造局所付工钱又很少，是不是？”
“是。”
“你当了六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也摸得很熟，今天你对我说实话，制一件龙袍，到底要花多少两银子？”
“从织造局的账面上付出来，不到两千两银子，咱府衙还得往里贴两千两。”
“总共才四千两？”
“是，”莫文隆肯定地回答，“这已是满打满算了。”
张居正好一阵默然，然后长吁一口气，叹道：“隆庆皇帝生前比较节俭，给他制作的龙衣，价码儿最低，却也是两万两银子一套。”
“是啊，”莫文隆瞧着张居正沉重的脸色，谨慎答道，“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四年龙袍。他大行前一年，做了一件便宜的，造价是八千两银子。”
“实际值多少？”
“这件龙袍只用了三千两银子。”
“造价两万两银子的龙袍呢？”
“下官方才已说过了，四千两银子。”
“四千两银子，从织造局的账上付出来，实际上只有两千两。只有两万两银子的十分之一，剩下的银子都哪里去了？”
张居正已是十分的震怒，一拍案台问道。其实他并不是问莫文隆，而是一腔愤懑脱口而出。莫文隆不知端的，却以为问的是他，顿时吓得冷汗一冒，挺直了身子答道：
“回首辅大人，杭州织造局直属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下官无权过问。”
“我并不是问你，”张居正见莫文隆误解，又解释说，“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与请银的价格之间，悬殊如此之大，怎么就没人管？”
“这个没法儿管。”莫文隆小声嘟哝。
“为何？”
“自开国圣君洪武皇帝到如今，造龙袍的价格都高悬不下。这已成了定规，没有人去怀疑它是否合理。”
“这中间巨大的差价，难道都让钦差督造们贪墨了？”
“首辅大人没到过杭州，不知道督造的太监们日常生活是如何的奢侈。”莫文隆愤愤说道，“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炮龙烹凤只当常事。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船，就是他们织造局的。”
此前，张居正就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成分，但没想到漏洞会这么大。国家税赋有限，每年入不敷出，户部恨不能一个子儿掰成几瓣儿花，可是，这些太监们却如此挥霍无度。太仓纵然是金山银山，这金山银山纵然堆得比景山还高，也不够这些败家子们冒额鲸吞。想到这里，张居正脱口喊道：
“莫文隆。”
莫文隆赶紧起身应道：“下官在。”
张居正示意他坐下，又问：“不谷听说，你与致仕的应天巡抚张佳胤是同乡？”
“是。”
“张佳胤是有名的干练之臣，隆庆五年，由于不谷的举荐，他由兵部职方郎中晋升为应天府尹。到任一年时间就政声鹊起。深得地方爱戴。隆庆六年四月，因处理安庆兵变触怒了高拱而被免职。不谷主持内阁后，意欲给他复职，却不凑巧他家慈升仙，须得夺情三年。上个月他还有信致我，言在家治《易》，颇有心得。”
听得首辅如此称赞张佳胤，作为同乡，莫文隆亦觉脸上有光，答道：
“张佳胤是家乡有名的才子，深得士人注仰。”
“他不单是才子，更是难得的循吏。”
“循吏？”莫文隆一愣。
“对，循吏！”张居正答得斩钉截铁，“莫文隆，你应该以他为楷模，勇于任事。”
“是，下官谨记首辅教诲。”莫文隆刚说罢这一句应景儿的话，忽然又明白到首辅话中有话。犹豫了一下，又答道，“下官戴罪官场这么多年，一不贪，二不怕吃苦，惟独缺的，就是一个‘勇’字。”
“而不谷现在向你要的，恰恰就是这个‘勇’字，”张居正说张佳胤，目的就是启迪莫文隆要做一个诤臣，“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既摸得清楚，就应该上书直谏，以张皇上耳目。”
“谏什么？”莫文隆仓促中问了句糊涂话。
“织造局制作龙袍的工价银。”
“这……”
“有难处吗？”
张居正扫过来的目光，火一样灼人。莫文隆浑身不自在，畏葸答道：
“下官说过，龙袍工价银自洪武皇帝开始，就是这么定价的，都二百年了，经历了九个皇帝，未曾更易，这已成了祖宗规矩。”
莫文隆的这段话中藏了心机，盖因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初，第一次觐见皇上陈述自己的治国方略时，曾说过“一切务遵祖制，不必更易”。这席话登在邸报上，已是布闻天下，对当时纷乱妄测的朝局，的确起到了稳定作用。这一年半时间，张居正的治国大略，与这句话也基本相符。因此，莫文隆特别提出“祖宗规矩”四个字，意在提醒张居正，这件事不可乱碰。张居正心思通透，哪能听不懂莫文隆的话外之音？他觉得不仅是莫文隆，就是整个官场，都存在着不知如何审时度势掌握通变之法的问题，因此便借机阐述自己的观点：
“祖宗规矩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好有坏。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坏的规矩，不合时宜的规矩，就得全都改掉。譬如织造局用银这种瞒天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简直是恶劣透顶，焉能不改？”
听这掷地有声的口气，莫文隆知道首辅已经下定了决心，加之他平素对织造局钦差的飞扬跋扈早就心生痛恨，因此爽快答道：
“首辅欲开万历新政，下官无任欢忻。矫枉黜侈竭诚事启本是臣节。下官明日动身返回杭州，一回到府衙，就立即写本上奏。”
“你回杭州要多少天？”
“水路半月，陆路十天。”
“太晚了，”张居正脸上露出急切的神气，“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写好了本子送到通政司，然后再动身回杭州。”
莫文隆不明白首辅为何要得这么急，却也不敢问。正说告辞，只见姚旷神色慌张跑了进来，对张居正说道：
“首辅大人，工部尚书朱衡被人抬进了内阁。”
张居正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问道：“什么，抬进来的？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他在左掖门前被冻坏了。”
姚旷接着就把五更天里左掖门前发生的事大致讲了一遍，张居正听罢，斥道：
“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何现在才来报告？”
姚旷答：“小的也是半个时辰前才知道，因见着首辅在与莫大人谈话，就没有进来打扰。”
张居正情急中不得细问，只对莫文隆说：“你回去照不谷说的办，要快！”说罢起身离座，在姚旷引领下出门迎接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