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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因恐惧而计划逃跑时,我觉得凄惨悲伤,但真的逃跑了,反而觉得十分有趣。我还是个孩子,便离开故乡、亲人,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手艺只学了一半,尚未掌握谋生手段,便弃之而去;身陷穷途末路,不知何时才能摆脱;稚弱无辜的年纪,就得面临邪恶和绝望的各种诱惑;在一种比我以前所不能忍受的桎梏更加难以挣脱的桎梏的压迫下,去远方面对苦恼、谬误、陷阱、奴役和死亡:这些就是我当时要做的,也是我本该料想得到的前景。它与我想象的真是天壤之别!我以为已经获得的独立是唯一使我心暖的情感。我自由了,成了自己的主人了,我以为什么都可以做,而且可以做成:我只需纵身一跃,便腾空而起,在空中翱翔了。我安然地走进广袤世界,我将大显身手;每走一步,我都要碰上盛宴、财宝、奇遇、准备为我效劳的朋友、急于讨我欢心的情妇。我一出现,便要主宰世界,但我并不要整个世界,我可以说要放弃一些,因为我无须这么多。一个可爱的交际圈就足够了,不用为其他的东西受累了。我的节制使我进入一个狭小的范围,但却是用心选定的,可保证我在其中的统治地位。我野心不大,一座城堡足矣,只要成为城堡的主人主妇的宠儿、小姐的情人、少爷的朋友、邻居们的保护人,我便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了。

    我心盼这普通的未来,在城郊四周流浪数日,住在一些熟识的农夫家里,他们全都比城里人待我要好。他们欢迎我,留我食宿,待我真是太好了,让我受之有愧。这不能称之为施舍,因为他们并没显出高人一等的神气。

    我到处走,到处去,一直走到离日内瓦两法里的萨瓦境内的孔菲格农。当地神甫名叫蓬韦尔先生。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显赫的姓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好奇地想看看“羹匙”贵族()①的后裔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我便去拜访蓬韦尔先生。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跟我谈起日内瓦的异端邪说和圣母会的威望,还留我用膳。我对于如此这般结束的谈话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觉得,在其家中吃得这么好的那些神甫至少与我们的牧师难分伯仲。我肯定比蓬韦尔先生学问要深,尽管他是个贵族。但我当时只顾吃,便顾不上去当一个好神学家了。而且,他那弗朗基葡萄酒,我觉得味道醇美,能让他在辩论中取胜,所以,要是让这么一位好主人闭上嘴,我会汗颜的。所以我让步了,或者说,我至少是没有正面顶撞。就我的行为而言,有人可能认为我虚假。那就错了,我只不过是老实而已,这一点确实无疑。奉承,或者说迎合,不总是一种恶习,反倒常常是一种美德,尤其是在年轻人身上。我们对于善待我们的人是有感情的:我之所以谦让,并不是为了欺骗他,而是为了不让他败兴,不以怨报德。蓬韦尔先生接待我、盛情地款待我、有心说服我,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我受益之外,他并无任何好处。我年轻的心就是这么寻思的。我对这位仁慈的神甫感激和尊敬之情油然而生。我感觉出自己高他一筹,但我不想不知好歹,让他难堪。我这么做并无丝毫的虚伪动机:我压根儿不想改宗变教;我非但没有这么快就产生这一念头,而且只要心有此念便觉得可怕,使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对这一想法避之唯恐不及。我只是想别惹恼那些想劝我改变信仰的人。我想维持他们对我的好心善意,显得不如实际上那样铁了心了,好让他们存有成功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我的错误犹如正派女人的献媚,她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候既不允许什么,也不答应什么,但却善于使人产生一种得到比她们所愿意给的东西要多的希望。

    理智、怜悯、喜欢明理,这肯定要求人们非但不赞同我的癫狂,而且要把我打发回家,以使我远离我所滑向的自毁之路。这才是一切真正有道德的人本会做或试图要做的事。但是,蓬韦尔先生尽管是个好人,却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信徒,只知道崇拜偶像和做祷告,不知道其他什么道德。他是一个传教士,为了维护信仰,除了写些小册子来反对日内瓦的牧师们之外,就想不出任何高招了。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要让我回家,反而趁我想离家出走,使我即使想回家也回不去。完全可以断定,他在把我往贫困潦倒或变成无赖的道上推。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一点:他看见的是一个从异教中抢救出来并归还了天主教的灵魂。只要我去做弥撒,我是正派人或是无赖又有何妨呢?况且,别以为这种想法是天主教徒所独具的,只重信仰而非行为的任何独断的宗教均是如此。

    蓬韦尔先生对我说:“主在召唤您,去阿讷西吧。您在那儿会遇上一位非常仁慈的好夫人,国王的恩泽使她能够把别人的灵魂从她本人已摆脱了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指的是新皈依的瓦朗夫人,神甫们确实在迫使她同前来出卖自己灵魂的任何浑蛋分享撒丁王赐给她的两千法郎年金。需要一位非常仁慈的好夫人的帮助,我感到十分丢人。我很希望别人提供我生活必需品,但我不想要别人施舍,而且一个女信徒对我没太大的吸引力。然而,由于蓬韦尔先生的催促和辘辘饥肠的驱使,也由于很高兴能去玩一趟,而且,还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尽管不甘心,我还是决定去阿讷西了。一天工夫就可以稳稳当当到达的,但我不急不忙,花了三天才走到。每每遇上路两旁有城堡时,我都要跑去看看,深信有奇遇在等着我。我既不敢擅自闯入,也不敢敲门,因为我非常胆怯。我会唱一些很优美的歌曲,是我的伙伴们教给我的,而且我唱得也很动听,于是我便在最有希望的窗下唱歌,但我非常惊讶,放声歌唱了半天,竟不见有贵妇或小姐被我美妙的歌喉或风趣的歌词吸引出来。

    我终于走到了。我见到了瓦朗夫人。我一生中的这一阶段决定了我的性格,绝不能一笔带过。我已十六岁半了。我算不上人们所说的漂亮小伙儿,但是我长得小巧玲珑,腿细脚美,神态潇洒,容貌姣好,嘴很秀气,黑发黑眉,小眼深凹,喷薄出热血沸腾的光芒。不幸的是,我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一辈子,从未想到过自己的风姿,等到想着它时,早已错过良机。因此,除因年龄小而胆怯以外,我还有着一种很重感情的人的那种胆怯,总是提心吊胆,生怕惹人不快。此外,尽管自己已有较为丰富的知识,但却不谙世事,根本不懂社交礼节,所以我的知识非但不能弥补我的不足,反而使我感到在这方面更加欠缺,更加使我畏首畏尾。

    因此,由于害怕贸然造访多有不便,我便采取了于我有利的方法,以演说家的风格写了一封很漂亮的信,把书中的好词佳句与学徒的词语糅在一起,极尽自己的才华,以博取瓦朗夫人的好感。我把蓬韦尔先生的信夹在我的信里,然后前去进行这次可怕的拜访。我没见到瓦朗夫人,人家对我说她刚出门,上教堂去了。那天是一七二八年的圣枝主日。我立即追了上去:我见到她,等了等,同她谈了话……我大概还记得那个地方;此后我在那儿洒下过不少泪水,亲吻过那个地方。我为什么不可以用金栏杆把这幸福的地方给围起来!为什么不让全球的人来朝拜它!但凡尊崇人类获救纪念物的人都应该跪行到它的面前。()①

    那是她房后的一条走道,右首,房屋和花园之间,有一条小溪,左边是院墙,有一扇便门通向方济各会教堂。瓦朗夫人正准备进那扇门,听见我喊,便扭过头来。我一见,惊呆了!我原以为她是令人厌恶的老修女,以为蓬韦尔先生说的那个好女人只能如此。可我看见的是花容月貌,两只美丽的蓝眼睛柔情似水,脸色光彩照人,胸脯微露,美丽诱人。我这个小小新教徒——因为我就在这一刹那信奉了她的宗教,深信由这样一些传教士宣扬的宗教肯定会把人引向天堂的——匆忙地把她看个一览无遗。她笑吟吟地接过我哆哆嗦嗦地递给她的信,打开来,看了一眼蓬韦尔先生的信,便在看我的信。她从头看到尾,要不是她的仆人催她进教堂,她是会再看一遍的。“唉!孩子,”她的声气让我一哆嗦,“您这么小就满世界跑,真是太可惜了。”然后,没等我搭腔,她又说道,“去家里等着我吧,让他们给您预备饭,弥撒完了,我要同您聊聊。”

    路易丝-埃莱奥诺·德·瓦朗是沃州沃韦市的一个古老贵族拉图尔·德·比勒家的小姐,很年轻的时候便嫁给了洛桑卢瓦家族维拉尔丹先生的长子瓦朗先生。这桩婚姻没有给夫妇俩带来孩子,不太美满,再加上一些家庭纠纷,瓦朗夫人便趁维克多-阿梅代王驾临埃维昂时,过湖去投靠这位国王。就这样,像我一样冒失地背离了丈夫、家庭和故乡。她为此总是哭哭啼啼的。这位国王喜欢装成热情的天主教徒,便收留下她,给了她一千五百利弗尔的皮埃蒙特()②年金,这在一位不甚慷慨的国王来说,够可以的了。可是,当他发现有人认为他此举是坠入爱河了,便派了一个卫队把她送到了阿讷西。在日内瓦名誉主教米歇尔·加布里埃尔·德·贝尔奈的主持下,在圣母往见会()③修道院里,她发誓弃绝原来的宗教信仰。

    我到的时候,她在那儿已经六载了。她与本世纪同时诞生,已经二十八岁了。她风韵犹存,因为她的美不再在于容貌,而在于其风姿,因此,她仍如少女时一般地窈窕。她神情亲切温柔,目光含情,笑如天使,嘴同我的嘴一般大小,灰白色的秀发少有地美,随便拢一拢便光彩照人。她身材不高,有点矮,虽不致不匀称,但稍许嫌胖。然而,她的脑袋、胸脯、两手、双臂,简直美不胜言,无与伦比。

    她受的教育很杂。她同我一样,一生下来,母亲就死了,所以不知区别地有什么学什么。她跟家庭女教师学了一点,跟父亲学了一点,跟老师学了一点。但她从她的几个情人那儿学了不少,特别是塔韦尔先生,他既高雅又博学,以此点化他所钟爱的女人。然而,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教育在互相掣肘,而且她也没有很好地厘清,所以学到的各种东西就不能正确引导她才智的发展。因此,尽管她学到了一些哲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但父亲对江湖医学和炼丹术的爱好也影响了她。她常制造一些酏剂、酊剂、香膏和灵丹妙药,而且还声称掌握秘诀。走江湖的便利用她的弱点,抓住她,纠缠她,毁了她,在炉子和药剂中耗尽她的才智、天赋和风姿,她本可以此来风靡上流社会的。

    诚然,卑鄙的骗子们利用她所爱的未加引导的教育模糊了她理智的光芒,但是,她那卓绝的心灵经受住了考验,始终如一:她那亲切温柔的性格,她那对落难者的同情,她那无尽的善良,她那欢快、开朗、坦率的脾性,从未改变。甚至在她接近晚年,贫病交加、灾难重重的时候,她美丽的心灵依然宁静爽朗,一直到死都使她保持着最美好时日时的那种欢快。

    她错误的根子在于她精力旺盛,总想有事干。她所需要的不是女人们的那些偷情私通,而是创办和领导一些大事业。她生来就是干大事的。隆格维尔夫人()①要是处于她的位置,只能是一个为小事奔忙的女人;而她要是处在隆格维尔夫人的位置,则能治国安邦。她怀才不遇。她若身处高位,本可以使她名扬天下的东西,却因她的生活环境而使她一败涂地。在她所处理的那些事情中,她总是把计划想得很大,把目标订得很高。因此,她采用的一些手段与想法符合,但力量达不到,由于别人的过错,便以失败告终。计划未能成功,她自己毁了,可别人几乎毫无损伤。这种事业心给她带来了很多痛苦,但至少使她蛰居修道院时获得一个很大好处:使她不像她进来时想的那样,苦度余生。单调乏味的修女生活、接待室里的无聊谈话等,这一切不能让一个始终活跃的思维满意。这思维每天都有新的方案,需要自由,使方案得以实施。好心的贝尔奈主教,脑子虽不如弗朗索瓦·德·萨勒,但在许多方面与他很相像。而他称之为孩子的瓦朗夫人却在其他许多方面很像尚塔尔夫人()①。瓦朗夫人如果不是因为其爱好使之不安于修道院的无聊生活,而是乐于隐身其间的话,可能更加像她。如果这位可爱的女子没有做那些似乎符合一个新皈依的修女在主教指引之下做的修行小事的话,那并不说明她缺乏热情。无论她改宗的动机是什么,反正她对皈依的宗教是真心实意的。她可以因犯了一个错而懊悔,但并不想纠正它。她不仅死的时候都是个好天主教徒,而且她在虔诚笃信之中度过了一生。我想我是看透了她的心思的,我敢说,她纯粹是因为厌恶装腔作势才不愿当众表现为虔诚信女。她的信仰非常牢固,用不着装模作样。不过,现在不是详谈她的信仰的时候,我有机会会谈谈这事的。

    但愿那些否认灵犀相通的人,如果可能的话,解释一下,瓦朗夫人怎么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第一个眼神就使得我不仅深深地被她吸引住了,而且对她产生了从未消失的完全信赖,假定我对她感受到的确实是爱情的话(凡是注视着我同她今后关系的人至少将会觉得这是不可信的),那么,这种激情怎么会一产生就伴随着与爱情不沾边的心宁、气静、坦诚、安稳、信赖等情感呢?怎么会在第一次接触一位可爱、端庄、貌美的女人,接触一位地位比我高而我又从未接触过的贵妇,接触一位我的命运可以说取决于她的关怀之大小的女人,总而言之,在接触这么一个女人的当儿,我怎么会那么无拘无束,那么轻松愉快,仿佛我完全肯定能博得她的欢心呢?我怎么会丝毫没有感到局促、胆怯、拘谨呢?我生性羞怯,拘束,从未见过大世面,怎么会第一天、第一刻便同她谈话随便、言辞亲切、语气亲热,仿佛十年老友,亲密无间呢?没有欲望的爱情我是不谈的,因为我有欲望,但是,没有焦虑、没有嫉妒的爱情存在吗?一个人难道不想至少问一声自己心爱的人爱不爱他吗?我一生中再没有想到过要问她这一问题,倒是我在问自己是否爱她,而且她也从未问过我这个问题。在我对这位美丽女人的感情中肯定有点奇特的地方,大家以后会发现一些没有料到的怪事。

    我们要谈谈我的前途问题;为了谈得从容些,她留住我吃午饭。我一生中,这还是头一次吃饭时没有食欲。她的女佣在为我们上菜,也说她从未见过我这种年龄、这种体格的远方客人会没有食欲。她的话并没有使她的女主人对我产生不好的想法,倒是有点击中了同我们一道用餐的一个肥胖的乡下人。他狼吞虎咽,一人足足吃了六个人的饭。至于我,我是心花怒放,不想吃了。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感情,遍及全身,脑子无法再考虑任何其他事情。

    瓦朗夫人想知道我过去的一切。为了说给她听,我恢复了在师傅家丧失的满腔热情。我越是激发这位卓绝女人对我的关怀,她越是为我即将面对的命运抱屈。她的神情、她的目光、她的举动都透着她亲切的怜悯。她不敢规劝我回到日内瓦去。处于她的地位,这么做则犯了亵渎天主教之罪。她不是不知道自己被严密地监视着,不能随便说话。但是,她以催人泪下的口吻谈到我父亲的痛苦,使我清楚地看出,我若回去安慰老父,她是会赞同的。她并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之中在反驳自己。除了我主意已定而外——这一点我认为已经说过了——我越是觉得她言之有理,令人信服,她的话就越是打动我的心,我也就越是下不了狠心离开她。我感到,若是回日内瓦,就在她和我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堤坝,除非再采取已采取过的行动。倒不如横一横心,留下来为好。于是,我便留下来了。瓦朗夫人见劝说无用,也就没再说下去,免得连累自己,但她用一种怜惜的目光望着我说:“可怜的孩子,你应该到主召唤你去的地方去。但等你长大以后,你会想起我的。”我相信她自己也未曾想到她竟然残酷地一语成谶。

    依然是困难重重。这么小就远离故土,怎么活法?我的手艺还没学到一半,根本谈不上精通。即使精通,也无法在非常贫穷、养不起手艺人的萨瓦赖以为生。替我们吃饭的乡下人,被迫停了一会咀嚼,歇歇颌骨。他说出一个看法,说那是来自上苍的,但从结果来看,不如说是来自地狱的。他建议我去都灵,说那儿有一个收容所,是为训练初学教理者创办的,去了那儿,我的肉体和精神就有了着落,等到我进入天主教的怀抱之后,可以依靠善男信女们的仁慈找到一个适合我的位置。他继续说道:“至于盘缠,如果夫人向主教大人建议这一善行义举,他是肯定会善心大发,很乐意提供给你的,而且男爵夫人是那样的乐善好施,”他俯首向着餐碟说,“也一定会助您一臂之力的。”

    我感到所有这些施舍都让人很难堪:我很揪心,一句话也没说,而瓦朗夫人对这建议没有提议人那么热心,只是说,对于善行义举,各人都得尽力而为,她将找主教谈谈这事。但是,那鬼家伙担心她按她自己的意思去说,再者,他在这件事情里,还有点小便宜沾沾,所以便先跑去通知神甫们,跟这些善良的神甫都说通了,以致当瓦朗夫人不放心我去那儿而去找主教谈时,发觉事情已经定了,而且主教当时就把我此行的一点点盘缠交给了她。她不敢坚持要我留下:我已经大了,像她这么大年岁的女人把一个男青年留在身边是不成体统的。

    我的旅行就这样由关怀我的人给安排好了,我只好服从,我甚至并无太大反感地就照办了。尽管都灵比日内瓦远,但我猜想,作为京城()①,它同阿讷西的关系比同一个不同宗、不同教的外国城市要更密切。再说,我是遵从瓦朗夫人之命前去的,所以我认为自己仍旧是在她的指引下生活,甚至胜于在她身边生活。再有,长途旅行很能满足我已经开始形成的漫游的癖好。我觉得,我这么大的人,翻山越岭,攀上阿尔卑斯山山巅,俯视自己的伙伴们,真是美极了。对一个日内瓦人来说,四处看看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因此,我答应了。那个乡下人两天之后便要同他妻子一起动身。我被托付给他们,一路上照顾我。我的钱也交给了他们,其中包括瓦朗夫人在千叮咛万嘱咐的同时,偷偷塞给我的一小笔钱。复活节前的星期三,我们便上路了。

    我离开阿讷西的第二天,父亲同他的一个叫里瓦尔的朋友寻我来了。里瓦尔先生同父亲一样,也是钟表匠。此人聪颖过人,很有学问,作的诗优于拉莫特()②,口才同后者也几乎不相上下,为人十分正派,但其文采未能得以发挥,只是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培养成了喜剧演员。

    这两位先生见了瓦朗夫人只是同她一起为我的命运长吁短叹,并没有去追赶我。他们骑马,我步行,很容易就能追上我的。我舅舅贝尔纳也是同样情况。他来过孔菲格农,知道我在阿讷西,便回日内瓦去了。我的亲人们似乎在同我的星宿串通一气,把我交给等待着我的命运。我哥哥就是因为类似的漫不经心而不知去向的,至今谁也不知其下落。

    我父亲不仅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为人极其耿直。他有着一颗造就伟大美德的坚强心灵。此外,他还是一位好父亲,尤其是对我。他很疼我,但他也喜欢自己玩乐。自从我远离他之后,其他的一些爱好有点冲淡了他的父爱。他在尼翁又结了婚。尽管继母已超过给我添弟弟妹妹的年岁,但她还有亲戚。这就组成了另一个家庭,有了另一种目标,过起了新的日子,所以父亲就不再常常思念我了。他老了,而且没有多少钱来养老。我哥哥和我,我们有母亲留下的一点财产,其收益在我们远离时应该归父亲所有。父亲并不是主动想要这笔钱的,而且这并不妨碍他履行他的职责。但是这种念头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作用,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出来,以致有时冲淡了他的热情,要不然他是会更疼爱我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起先找我找到阿讷西,可又没有追到尚贝里,他肯定会在那儿找到我的呀。这也是为什么我出走之后,常去看望他时,我总是获得父亲的爱抚,却不见他竭力留住我。

    我十分了解父亲的温柔和品德,他这么做,使我反省了自己,对我保持心理健康起了不少作用。我从中得到一个很大的道德准则,也许是可用于实际的唯一准则,那就是避免使我们的义务与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发生,避免使我们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情况发生。我相信,如果不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不管你是多么诚挚高尚,迟早都要不知不觉地气馁颓败,而且,尽管你内心依然公正善良,但实际上却变得不义和邪恶。

    这一准则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而且,尽管稍嫌晚了点儿,但仍贯穿在我所有的行为之中。它是使我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熟人中间,显得最古怪、最愚蠢的众多准则之一。大家责怪我想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说实在的,我既不怎么想做得与他人一样也不想不一样,我只是真心实意地想做好事而已。我总是尽力避免使我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相违背的情况发生,免得对他人的不幸产生一种虽不是有意但却是窃喜的心情。

    两年前,元帅大人()①想把我写在他的遗嘱上,我拼命反对。我对他说,我绝不列入任何人的遗嘱里,更不想列入他的遗嘱中。他依了我:现在,他想给我一笔终身年金,我没有反对。有人会说这么一来对我更合适;也许是的。但是,我的恩人和父亲啊,如果我不幸死于您之后,我知道,失去您,我就失去了一切,我也就一无所获。

    我看这就是好的哲学、唯一真正符合人心的哲学。我天天在深刻体会它的深邃之处,并且在最近的著作中,我在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阐述。但是,公众轻佻浅薄,并没很好注意这一点。如果本书完成之后,我还侥幸活着,能写另一部书的话,我想在《爱弥儿》续集中写一个有关这同样哲理的生动感人的实例,迫使我的读者加以注意。对一个漂泊者来说,反省已经够了,又该上路了。

    我的旅途比我想象的要愉快,而且那个乡下人不像其外表那样的粗鲁。他是个中年人,花白的头发结成一条小辫子,一副掷弹兵的模样,粗声粗气,人挺活泼,能走,更能吃。他什么行当都干过,可都一窍不通。我记得,他曾建议在阿讷西搞一个什么作坊。瓦朗夫人肯定是同意他的计划的,而且,他是为了试图让大臣批准才去都灵的,路上的大量花销也不用自己掏腰包。此人善于钻营,总是混迹于神甫堆里,装出为他们效劳的殷勤样子。他曾在神甫学校学到某种虔诚的行话,老在使用它,以伟大的预言家自诩。他学会《圣经》上的一段拉丁文,便装作知道成百上千似的,因为他每天都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段拉丁文。此外,当他知道别人兜里有钱,他就很少缺钱花。他比骗子更精明,他以连哄带骗地招募兵丁者的口吻滔滔不绝,宛如隐士彼得腰悬佩剑在鼓动十字军似的。

    至于他妻子萨布朗太太,倒是个好女人,她白天比夜里安静。由于我一直与他们睡在同一间房里,她那夜间折腾的声响经常吵醒我,如果我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话,我可就更睡不着了。可我甚至都没猜想到,我在这一方面愚蠢透顶,只有让本能来开导我了。

    我同我虔诚的向导及其活泼的妻子在愉快地赶路。一路上没发生任何意外。我的身体和精神都从未有过的好。我年轻力壮,朝气蓬勃,无忧无虑,对自己和别人充满信赖。我正处于人生中那短暂而宝贵的时刻,有一种外露的幸福感,可以说把我们身上的所有感官都扩展开了,用生活的魅力在我们眼前把大自然美化了。我那微微的不安心绪有了一个目标,使之不再飘忽不定,并稳定了我的遐想。我把自己看作瓦朗夫人的作品、学生、朋友,甚至情人。她对我说的亲切的话语、她对我的温柔抚爱、她似乎对我表现出的那极大的关怀以及她那我觉得充满了爱的愉悦的目光——因为那目光激起了我的爱恋——所有这一切,一路上,都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使我想入非非。对自己命运的任何担惊受怕都没有干扰我的这些梦想。我觉得,把我送往都灵,是保证我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我不用再操心自己了,有人在替我想着哩。因此,扔掉了这一重负,我步履轻快了。我心中充满了青春的心愿、美好的希望和光明的未来。我所看见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在证实我即将获得幸福。我在想象着家家户户的乡村盛宴、草场上疯狂的戏耍、水边的沐浴、漫步和垂钓、树上的美果、树荫下的男女幽会偷情、山间的大桶牛奶和奶油。简直是一派悠然自得、平和、单纯、轻松的景象。总之,映入眼帘的任何东西都给我的心灵带来了一种陶醉。景象的雄伟、多姿和自然美使得我的陶醉是合情合理的。这其中确实透着一点虚荣。我觉得,自己这么年轻,便能去意大利,就已经到过不少地方,就踏着汉尼拔()①的足迹翻山越岭,这是超越我这么小小年纪的人的一种荣光。此外,还常在一些很好的驿站歇脚,还有好吃好喝来满足旺盛的食欲,因为,我其实犯不着客气,同萨布朗先生的吃法相比,我吃的就不值一提了。

    我想不起我一生之中有过像我们这七八天的旅行那么无忧无虑的了。因为我们必须照顾走得慢的萨布朗太太,所以这一次简直就是在作长途散步。这次旅途的回忆,使我对一切与之相关的东西,特别是对那些山峦,对那徒步旅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只是在我美好的时日徒步旅行过,而且总是乐此不疲。不久,因为各种职责、事务或行李拖累,我不得不摆出绅士派头,乘车外出。我一上车便提心吊胆、心烦意乱,不像从前那样只觉得走路的快活,而是立即想到尽快赶到目的地。在巴黎时,我曾想找两个趣味相投的伙伴,各自掏五十路易,花上一年时间,一起徒步环游意大利,不带任何行李,只带一名背着睡袋的小厮。有不少人前来,看上去都对这一计划很感兴趣,但骨子里都把它当成异想天开,只是空谈一气,不愿身体力行。我记得,我兴致勃勃地与狄德罗和格里姆谈过这一打算,他们终于也想这么大干一场。我以为就这么说好了,但最后竟成了只想做一次纸上神游。格里姆觉得最有趣的是让狄德罗在这样的旅行之中犯下许多反宗教的罪行,而让我代他受过,打入宗教裁判所。

    我很遗憾,这么快便到了都灵,但我看到的是一座大城市,有希望在此出人头地,因为脑子里已经为勃勃野心所弥漫,因此遗憾为之一扫而光。我看见自己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小徒弟了,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马上就要连个小徒弟都不如了。

    在往下叙述之前,就我刚才说的那些琐碎之事和我即将要叙述的读者觉得毫无兴趣的事,我得先请读者原谅,或者说要向读者表白一下。我已决心整个儿地展示给读者,所以就该说得一清二楚,不能有任何隐瞒。我必须始终暴露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看清我心中的所有迷惑,看清我生活中的犄角旮旯,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我,免得在我的叙述中发现最小的疏漏时,他们会纳闷:他这期间都干了些什么?因此他们便会指责我不愿意把一切全讲出来。我通过我的叙述展示了人的不少邪恶,不想因沉默而使之扩大。

    我的一点点钱没了,因为我说漏了嘴。我的粗心对我的向导们来说是大为有利的。萨布朗太太竟然有办法把瓦朗夫人送给我配在短剑上的一条银丝带夺走了,那是我最心疼不过的了。要不是我死不相让,连短剑也保不住了。一路上,他们倒是老老实实地替我付了账,但却一点钱也没留给我。我人到了都灵,但衣物、钱、换洗衣服全都没了,着着实实地把我逼到白手起家、发财致富的地步。

    我带了推荐信,交给了收信人;我随即被带到初学教理者收容所,在那儿接受我被卖身的那个宗教的教育。我进门时,看见一扇大铁门;我一走进去,门立即给牢牢地锁上了。我觉得这个开头很沉重,不快活,并且使我在被带到一间大屋子里时,开始思索起来。屋子里没什么家具,只是房间顶头有一个带有大十字架的木制祭坛,周围有四五把椅子。椅子也是木制的,仿佛打过蜡似的,其实是因为坐得久了,被磨得光溜溜的罢了。这间大厅里有四五个凶神恶煞,是我的学友,简直像是魔鬼的卫士,哪像要做上帝之子的初入教者。这帮浑蛋中有两个是斯洛文尼亚人()①,自称是犹太人和摩尼人,他们告诉我说,一直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漂泊流浪,只要有利可图,到处接受天主教义和受洗。另外一扇铁门打开了;铁门位于一个大阳台中间,朝向院子。我们那些初入教的姐妹从这扇铁门进来。她们同我一样,不是通过受洗,而是通过庄重的改教宣誓来获得新生。她们是历来玷污基督羊圈()②的最下贱、最淫荡的轻佻女子。其中只有一个我觉得漂亮,比较有点意思。她差不多与我年岁相仿,也许大个一两岁。她两眼狡黠,有时与我四目相对。这使我产生一种想结识她的欲望。但是,她已在此待了三个月了,在她还要待下去的差不多两个月里,我绝不可能接触她,因为她被我们的那个监管老太婆看管得很严,而且那个神圣的传教士老缠着她,在努力让她改教,其热情超乎寻常。她尽管看上去不像,但一定是极其愚笨,因为对她的训导从未有过地长。那位神圣的人总觉得她没有达到宣誓弃绝的程度。但她腻烦这种禁锢生活,说是想出去,是不是基督徒并不在乎。必须趁她还愿意入教的时候,照她的话做,免得她恼起来,不愿意再入教了。

    小团体集合起来欢迎我这个新来者。有人对我们作了一个简短的训话;对我,是督促我不要辜负上帝对我的眷顾,而对别人,则要他们为我祈祷,为我做出表率。然后,我们的贞女们回到自己的内院去了,我才有时间,怀着惊奇的心情,悠然自得地看看我待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又把我们集合起来训导,这时我才头一次开始琢磨要采取的行动以及把我引到这一步的前因后果。

    我说过的、我现在重复的且也许还要再说的一件事,我日益深信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会有一个接受了合理而良好教育的孩子的话,那就是我。我出生于一个其习俗不同于一般人的家庭,接受的都是我所有亲人的明智的教育,以及他们贤德的榜样。我父亲虽然是个爱玩乐的人,但他不仅十分耿直,而且虔诚笃信。他在社交界是个风流人物,在家里却是个基督徒。他很早就用他的感情启迪了我。我的三位姑姑全都贤惠端庄。大姑和二姑都是虔诚信女。三姑是一位风姿绰约、才华横溢、知书明理的女子,也许比大姑二姑还要虔诚,尽管表面上看不太出。我从这个应受尊重的家庭到了朗贝尔西埃先生家里。后者是教会中人和传教者,真心信奉上帝,可以说言行一致。他和他妹妹通过温和而明智的教导,培育他们在我心中发现的虔诚因子。这两位可敬的人为此使用了一些那么真诚、那么谨慎、那么合理的方法,使我对讲道毫不腻烦,而且听完之后,心里深受感动,决心好好生活。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决心,很少食言。但我贝尔纳舅母的虔诚让我有点厌烦,因为她成天就知道顶礼膜拜。在我师傅家里,我不再多想宗教了,但我的想法并没改变。我没有遇上什么拉我堕落的年轻人。我变成一个淘气包,但却不是放荡不羁的人。

    所以,我当时对宗教的信仰完全是我那么大的孩子所可能有的信仰。甚至我的信仰更多些。为什么要在这里隐瞒自己的思想呢?小时候,我一点儿也不像个孩子。我总是像个大人似的去感受,去思考。只是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我才恢复常态。我生下来就不同凡响。大家见我把自己说得有点像个神童似的一定好笑。那就笑吧。但是,笑够了之后,请大家找出一个孩子,六岁就恋上了小说,对小说产生了兴趣,被小说感动得热泪涟涟。那样的话,我会感到我的虚荣心之可笑,我会同意说我错了。

    因此,要想让孩子们有一天信仰宗教,就绝不能同他们谈宗教,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按我们的方式去理解上帝的。我的这一感觉是从我的观察,而不是从亲身经验得出的,因为我知道我的经验是不适用于别人的。找几个像六岁的让-雅克·卢梭来,在他们七岁的时候跟他们谈谈上帝,我保证绝对不成问题的。

    我认为,大家都觉得对于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大人来说,所谓有信仰,就是生在哪儿信哪个教。有时候,信仰会减弱,很少会加强。教义的信仰是教育的一个结果。除了这个把我拴在我先辈们的信仰上的一般道理而外,我还特别对天主教有着我故乡的人们所特有的那种厌恶。人们告诉我们,天主教是一种可怕的偶像崇拜,把神甫们描绘得极其阴险狡诈。这种感情在我身上根深蒂固,以致开始时,我一进到教堂里面,一碰见一个穿着宽袖白色法衣的神甫,一听见仪式队伍的铃声,便恐惧惊慌得颤抖不已。到了城里之后,就不这样了,但在乡村教堂里,常常旧病复发,因为它们同我最初产生这种感觉的教堂很相似。的确,这种感觉与日内瓦市郊的神甫们喜欢爱抚当地孩子的情景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送临终圣体的铃声固然使我害怕,但弥撒或晚祷的钟声却使我想到早餐、点心、新鲜黄油、水果和乳制品。蓬韦尔先生的美餐仍余香在口。因此,我很容易地便被所有这一切给麻痹了。我只是从好玩和贪馋的角度去考虑天主教,觉得不难习惯天主教的生活。但是,正式加入只不过是一闪念,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此时此刻,再也没有办法可改弦易辙的了:我怀着最为强烈的厌恶,看见我所许下的诺言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我身边的那些未来的新教徒并不能以其榜样来鼓舞我的勇气,所以,我无法遮掩,我将从事的神圣事业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个强徒的行径罢了。尽管我还很年轻,但我感到,不管哪个宗教是正宗的,我可要出卖自己的宗教了,而且,即使我选择得很好,在内心深处我仍要欺骗上帝,应该受到世人的唾弃。我越是这么想,越是痛恨自己,而且悲叹命运不济,弄到如此地步,仿佛这不是我自作自受似的。有时候,这些想法十分强烈,以至于一旦发现大门开着,我必逃无疑。但是我没遇到这样的时机,而且,我的决心也没有那么大。

    有太多的私心杂念在搅和着,所以,总下不了决心。再说,坚决不回日内瓦的既定方案、羞涩惭愧、重新翻山越岭的艰难、离乡背井、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窘境等等,都使我视良心上的愧疚为一种为时已晚的悔恨。我假装谴责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即将要做的事开脱。我在夸大往日过错的同时,把将来的错误视为一种必然结果。我心里没在说:“你什么错也没犯,如果愿意,你可以成为清白的人。”而对自己是这么说的:“为你所犯下的和已不得不犯的罪过悲叹吧。”

    的确,我这么大的人,需要多么罕见的精神力量,才能推翻在此之前我所许诺或让人希望的所有一切,才能砸断自己给自己套上的锁链,才能义无反顾地勇敢宣称,我愿仍旧信奉我先辈们的宗教!我这种年岁的人是没有这种气魄的,而且侥幸成功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的。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已无回天之力,而且,越是拼命抗争,越是遭到别人想方设法地压服。

    毁了我的那种诡辩正是大多数人的那种诡辩;在为时已晚时,他们才来抱怨缺乏勇气。勇气对我们来说,只是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才是可贵的,如果我们愿意始终审慎,我们就用不着什么勇气了。但是,一些易于克服的倾向在无法抗拒地吸引着我们;我们因忽视其危险而对一些微小的诱惑听之任之。我们不知不觉地便陷入一些危险境地,这本是很容易避免的,可是,陷进去了,就得惊人地英勇顽强才能摆脱。我们终于掉进深渊,这才祷告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这么软弱?”但上帝不管这些,只是对我们的良心说:“我是把你造得太弱,爬不出深渊来,但我曾把你造得挺坚强,让你别掉进去。”

    我还没明确地决定成为天主教徒,但我发现限期尚远,便从从容容地去习惯这一想法。其间,我在想象出现某种意料不到的事情,能使我摆脱困境。为了争取时间,我决心尽可能地进行最有效的防范。不久,虚荣心使我得以不再去想自己的改宗决定。自打我发现有时候我竟难倒了想开导我的那些人时起,我便觉得无须更多努力便可以完全驳倒他们。我这么做时,特别地起劲,挺滑稽的。因为,在他们开导我时,我也想开导他们。我真的以为,只要说服了他们,就可以让他们改奉新教了。

    因此,他们觉得我无论是在知识方面还是意志方面,都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好对付。新教教徒一般来说要比天主教徒知识面广。这是必然的,因为新教教义要求讨论,而天主教则只要求驯服。天主教徒应该接受别人对他作出的决定,而新教教徒则应学会自己拿主意。这一点他们清楚,但他们没想到凭我的身份和年龄,会给一些训练有素的人出了一些偌大的难题。再说,我连初领圣体还都没有,也没有受到与此相关的教育,这些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并不知道我可是在朗贝尔西埃先生那里受过良好教育的,而且,我还有一个让这帮先生们头疼的小存货,也就是《教会与帝国历史》,我在父亲那儿时就已背诵下来,后来又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但随着争论变得激烈了,我又想了起来。

    有一位老神甫,个头儿很小,但却挺令人肃然起敬的。他给我们大家一起讲第一讲。对于我的同伴们来说,这第一讲是一次教理问答,而不是辩论。他要做的是开导他们,而不是解答他们的疑问。但对我这样就不行了。轮到我时,我便就一切问题难为他,把所能找到的难题全都向他提出来。第一讲因此拖得很长,使其他听众觉得很乏味。老神甫说了很多,越说越火。他东拉西扯,最后,声称听不太懂法语,溜之大吉。第二天,因为害怕我的随随便便的诘问带坏了其他同学,他们便把我弄到另一间屋,同一个神甫住在一起。这个神甫比较年轻,巧舌如簧,也就是说,夸夸其谈,而且自鸣得意,俨如圣师。但是,我并没太被他那威严的样子唬住。而且,我觉得,我反正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我便能比较胸有成竹地回答他,并且尽可能地从各个方面噎住他。他以为用圣·奥古斯丁、圣·格列高利和其他圣人就能击败我,但他惊奇万分地发现,我对这些圣人几乎同他一样了如指掌。并不是因为我曾读过他们的著作,也许他也没有读过,但是我记住了勒絮厄尔书中的许多片断。等他刚引述一段,我并不对其引证加以反驳,而是用同一圣人的另一段来回敬他,使他常常十分狼狈。但是,最后取胜的是他,原因有二:首先,他居高临下,可以说,我感到自己受制于他,尽管我很年轻,但很明白不能把他逼得太紧,因为我看得出来,那个矮个子老神甫对我的博学及我本人没有好感;再者,这位年轻神甫有所研究,而我根本没有。这就使得他论证时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我却听不懂,而且,当他一感觉到被一种出乎意料的反驳问住时,便借口跑题,拖至翌日再谈。他甚至有时把我的所有引文斥为错的,主动替我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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