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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记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刘庄，某晚夜梦金人入怀。翌日，他在朝堂上询问大臣求解，才知道西方有大圣大智之神，号称佛。明帝大喜，随即派遣羽林郎中和博士等十三人为使者，前往西域拜佛求法。经历三年光阴，使者连同两位天竺高僧——迦什摩腾和竺法兰——一起回到洛阳，又带回了许多经书与佛像。明帝下旨兴建寺院以便安置。因为当时把经书佛像驮回来的是匹白马，所以后世就称呼这座寺院为“白马寺”，尊为中华佛法祖庭所在。此即为佛法东传之始。
之后经历三国、两晋、以及南北朝的数百年时间，佛法在中土逐渐繁盛，以至后世的大诗人杜牧，在其《七绝?江南春》中亦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所谓四百八十寺，也是诗人说得少了。南北朝佛教极盛之时，天下佛寺又何止四百八十？江南江北加起来，只怕四万八千也是不止。
俗话说得好，树大有枯枝，树大有乞儿。天下这么多的和尚，又哪能保证人人皆是一心求法的真佛子？自亦少不免会有那六根未净的不肖之徒，虽然剃光头披上袈裟，却既不精研三藏之奥义，亦不普度众生之慈悲，每日里只是想着如何忽悠信众投献田产，进纳金银。如此一来二去，劣币驱逐良币，竟导致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处处都是这种假和尚，真佛子反而变了凤毛麟角。
寺院中田产物业多了，自然就需要有些看家护院的打手。于是“僧兵”这种职业就应运而生了。这些人比起假和尚更加恶劣。每日里舞刀弄枪，什么戒律也不守，什么佛经也不读。真是“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但又因为以兵法部勒，打起仗来便比起正规府兵的素质也差不到哪里去。于是乎益横行不法起来，搞得到处一片乌烟瘴气，种种劣行，简直是罄竹难书。
北魏太武帝太延四年，太武帝听了信奉天师道的宰相崔浩之建议，改宗信道。自称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元年。五年后更进一步起废佛行动。也不管真假，到处胡乱诛戮沙门，焚毁经像，搞得天下人心惶惶，到处风声鹤唳，史称“太武法难”。
到北周年间，武帝宇文邕即位。又于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更下昭“毁寺4万，迫令僧、尼还俗”，令大量人口重新成为国家编户。周武帝这先后两次诏令，其实针对的不单是佛门，道门也在打击之列。只是道门远不如佛门兴盛，其所受打击也比较小，所以史上仍称之为“武帝灭佛”。
先后这两次法难，对佛门而言打击不可谓不沉重。但能因此将那些混入佛门中的不肖之徒清除了一大部分，反可说是因祸得福，正本清源了。得到大隋开国之后，一来是因为元气未曾恢复，二来又因为极乐正宗逐渐崛起，所以禅、三律、华严、天台等佛门大宗的活动都日益低调沉寂，山门中“僧兵”的编制也大大削减至不足以往全盛时的十分之一（但还是有。所以后来才会有那著名的“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故事）。至于朝廷之中，极乐正宗固然势大，但摩诃叶深知杨坚对佛门势力过盛的忌惮，所以从来没有展过任何僧兵。除去入室弟子五部众以外，门下徒众亦未有任何人得其传授高深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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