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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深信不疑。
小孩子哭闹不听话，父母会说：“再不听话八大块来抓你了。”孩子一听立马不哭了，很灵验。
我回到镇上时，八大块的老屋早被推平，盖起了商品楼。分给他的房子他不住，自己在山里搭了一个木屋，隐居起来了。
文武的女儿失踪后，我跟尹德基谈起我的想法。
尹德基跟我讲起八大块，问我会不会这个人干的。
镇上人口不算多，由于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的三四百个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和留守儿童。八大块虽然有嫌疑，但没有证据指向他。
为了弄清八大块的往事，我找到了周伯。
周伯告诉我，八大块原来是一个能干的英俊小伙子。那时大搞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
八大块身份是地主，为了将功补过，十多岁的八大块干活非常卖力，能顶个壮汉。
有一年河流干了，没水浇灌庄稼，有人想到了镇西口的沼气池。可是没有人知道沼气池的深浅，便安排一个人下去看。
但没有人下去看，镇长说，谁下去看毛主席保佑他，但没有卵用，还是没人下去看。
八大块自告奋勇，打着火把就下到沼气池，明火引燃了沼气，只听得一声巨响，随后传来八大块的惨叫。
人们把他抬出来时他呼吸微弱，快挺不过去了。
送到医院，医生说是“黑五类”，不抢救，把他扔在走廊里等死。
没想到第二天他奇迹般满血复活，医生给他打了几针抗生素，没过几天出院了。
他的脸被烧烂了，往日英俊的相貌不再，更没有人愿意与出生不好的他搭讪。
周伯说：“老八是可怜人啊，那时我跟你爷爷也被打成了走资派，跟他一起被批斗，那些事情不想说了，苦得不得了，哎！”
我说：“我还想去拜访一下他呢。”
周伯看出了我的想法，说：“你觉得他有嫌疑吗？我们已经走访过了，没有问出过什么东西。小宇啊，别被事物的表面迷惑，八大块是单身，人也怪头怪脑的，但也是环境造成的噻，他受过很多苦，心里面是善良的。”
“人都有很多面，再说案发时他也没有证人证明自己不在场。”
周伯想了想，无奈地说：“这案子真是无头案，我们一点头绪都没得哟。”
“当时街上没有一个人发现有可疑人物出现吗？”我问。
“当时晚上10点过了，大家都在屋里头睡瞌睡，哪里还有人嘛。我们这小地方跟北京比不了，就那一拨年轻人喝点夜啤酒，平时没得人过夜生活撒。哎，这个案子又悬咯。”
周伯说话往往漫无边际，说不到点子上，更别谈什么侦探能力了。
在桥边镇这些年，他办过最大的案就是找回了叶寡妇家走丢的老母猪，还是在叶寡妇家的狗大毛的带领下找到的，为此他得意洋洋了半年。
叶寡妇投桃报李，将家里的存货——一瓶雪藏了十多年的五粮液，送给了周伯，他笑得嘴都合不拢。
周伯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想想谁都没有作案动机，好像谁都有作案动机。
比如这个叶寡妇，她老公年轻时喜欢打黄鼠狼，天天晚上扛着枪去山里打黄鼠狼，狼皮值钱，运气好一晚上下来能赚到两三百块。
结果有一天没回来成，被发现时脑门儿一个大血洞，被自己的枪爆头了。有人说他得罪了山神，遭报应。再后来禁枪禁猎，也没有人再干这种事情。
性压抑者、偷腥者……寡妇在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男权的审美偏见，二十多丧偶的女人，哪有不懂空虚寂寞冷的，寡妇身上确实很有文章可做。
寡妇经常被刻画得妖娆、风骚、多情。但对不起，尽管我认为说一个女人丑在道德上应该遭到谴责，但我们这个叶寡妇是真丑。
曾经有一个见谁都自然熟的小孩被大人抱来抱去逗来逗去都不哭，一到叶寡妇手里，马上哭得稀里哗啦，吓得尿**。
她丈夫挂了没见她伤心，挖了个坑埋了了事，还说：“老子知道这龟儿子迟早有这一天，死了，该！”
叶寡妇无后，但她喜欢孩子。每次在街上看到小孩都要笑眯眯地过去嘘寒问暖，当然小孩子不懂事，常常被吓得拔腿就跑，喊“狼来了”。
单从心理学来分析，她跟八大块都具备了作案的某些人格特征。可是，这种单纯的理论分析完全无用，在具体的刑侦过程最多起到辅助作用，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一切都是空谈。
一周过去了，警察没有查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开始他们按拐卖儿童的案子查，直觉无时不刻不在暗示我，他们完全走上了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
一回到久违的故乡便遇到这种事情，心乱如麻，无法入睡。
晚上，黑夜无边，秋声无限。二十年的光景如白驹过隙，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们志气再高，这速朽的世界也不屑于记住谁谁谁的名字。
打开电脑，翻出老照片，那是我们在北京聚齐后的第一张照片：在长城上，f4蹲在前边，军事爱好者梅哥用围巾围着脸装成恐怖分子拿着登山杖作ak47做处决我们的动作。
看到照片上那些人脸上的稚气、单纯和对生活的无所畏惧，一阵温暖。
我们不是有权有势的人，也不是有特异功能能隔空移物胸口碎大石的怪胎，我们只有一群追求自由、爱与理想的普通人，我们在北京疯过、爱过、哭过、痛过，活出了我们想要的感觉和生活，我们的生命有了那一段记忆，足矣。
身体虽然已离开北京，可是没有那么容易隔断与那座城市的种种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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