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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篆、隶书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大唐帝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文化生活的丰富，好古之风又有所抬头，唐玄宗有感于隶字不传，诏作《字统》四十卷，专明隶书，于是盛唐隶书风靡一时。有些不见于书史的隶书家，也留下了珍贵的字迹，书写《松柏之铭》碑的丹棱女书法家杨玲就是其中之一。
碑刻碑额的“松柏之铭”四字，为小篆；碑文589字，为隶书，既具有曹全碑的清秀舒展，又有唐楷的端**整，堪称唐隶上品。
碑文开篇说：“昔丁令威之成道也，顿別千年；王子晋之升仙焉，俄期十日。”丁令威，传说是汉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成仙化鹤归来，落城门华表柱上。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据说，丁令威的故事原只见于明朝洪自成所撰的《逍遥墟经》，而这通刻于唐天宝年间的碑文却提到了丁令威，这就说明至迟在盛唐之时，有关丁令威的神话传说就已在民间流传了。
道教自东汉建立后，历代都有道经陆续撰出，唐代更是道教经书编纂史上的重要时期。虽然自刘宋陆修静起开始整理道经编目，到唐朝开元、天宝时期，已有了好几部道典目录，但由于卷帙浩繁、年代久远，因此唐以后，有关道经的分类、篇目、卷数，有的变得虚虚实实，难以考辨，有的经目在现存的《正统道藏》中虽有记载，但具体内容却都已阙佚。
而《南竺观记》，不仅记载了唐代道经的分类，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道经的总卷数与各种分类的具体卷数，为我们了解唐代道教经典的真实编纂和传承情况提供了详实有力的证据。
老子在西汉及其以前基本上是被人作为古时圣贤来供奉的，其形象多可见于汉画像石图像“孔子见老子”中。东汉时期，五斗米教奉老子为教主，开始了神化老子的历程，但那时并不注重老子形象的塑造。魏晋南北朝时期，受佛教造像影响，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和楼观道都奉老子为教主，开始建造老子神像，老子的身份完全由圣贤转化为天神之主。有唐一代，皇室追认老子为其祖先，称自己为“神仙之苗裔”，尊祀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开始大肆进行崇奉老子的尊道造像活动。玄宗时，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加以供奉。玄宗还集全国之力，在都城长安集中全国一流的工匠建造道像，极大地促进了道教艺术的发展。在长安的太清宫，玄宗特意请来西域造像名家元伽儿，用太白山的白玉石雕刻玄元老君像，旁雕唐玄宗皇帝作为侍奉。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元伽儿还为骊山华清宫朝元阁降圣观造白玉老君像。
由于老子在唐代被统治者赋予了天神、祖先与圣贤的三重身份，致使唐代长安在老子造像上表现出与其他造像不同的特点。不像其他老子像显示出头部比例略大的比例关系，骊山老子像基本上依照人体比例的关系，和谐适中、自然真实，体现了造像与供奉者的心理尺度，更加强调了老子皇室祖先和圣贤的身份。老子造像在魏晋南北朝时己经具有一定特征，冠发着袍、面形清秀，有须，下着裙，在胸部用带系住，通常手执尘尾或扇。到了唐代，老子造像保留了前代的一些特征，但在造像的构图模式、姿态、脸形等方面都产生很大变化，这些特征最终在宋代完全确立。
这一时期，长安道教发展达到鼎盛，道教宫观制度日益成熟，因此也就出现了大批宫观人物碑志，如《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大唐宗圣观记》《牛弘满墓志》《金仙公主墓志》等。